印刻文學

【編輯室報告】尚，無人知曉的／執行主編　蔡俊傑

　　每次都是開頭最難。
　　我發現也許是因為編輯室報告的這個「報告」，讓我覺得這件事有一種冷漠的距離感，它會把現場變成一種嚴肅、相對制式化的場景設定，好像應該有什麼內容是一定要說的，好像不能太過隨興，不然就會變成編輯室聊聊。
　　但為什麼不能編輯室聊聊呢？沒有為什麼，也沒有不能。
　　我記得在這次專輯對談當天，我們約在一處要從大馬路彎繞進去的，舊公寓的三樓房間，那空間被打理得乾淨明亮，有一整面嵌木邊框的窗戶，那日天空積著薄雲，陽光時而灑落，時而掩濛，和善地像是在配合著恰轉涼爽的溫度。我們坐在窗邊的長桌，陽光如霧緩緩壟著午後的時間，對談兩人不時對著放置桌上的地圖筆劃，從這邊到那邊「當時從哪條路線……」、「後來又是如何……」，一再再銜接起過去的時間和空間。時間感又一次變得曖昧模糊，小說家穿針引線，從田野調查的資料，到事件發生的，那無人聞見的深山裡的實地踏查，一陣迷霧散去，又迎來另一陣迷霧。就好像談話中的提問引出更多提問，聽與說，就像人的腳步輪踏，在山上起步，不由得會想往更深處前去，想找到那些荒煙蔓草中的故事小徑。就算對尚未發生的一切仍是未知，沒有把握，但總有一種直覺，在某處，一定會找到答案，或者說，一種回答。即便不是對應著原本的問題，可能到那時候，問題是什麼已經不是重點了，重點是找到，或者說，（平安）帶回了什麼樣的故事。
　　我想，不管是怎樣的故事，都有一種期望被說與被聽的引力。這些說故事的人無不是從某處祕境或杳無人跡的荒墟回來，他們在諸多預期中揭開簾幕，開場，燈光音效，導演指示，演員就定位，攝影機遠近鏡頭切換，選擇聚焦顯現。
　　朱和之在小說《當太陽墜毀在哈因沙山》中，發揮小說家填補失落細節的能力，召喚現場，重回一九四五年三叉山事件發生的前後，當時台灣社會主要三大族群原住民、漢人與日本人之間的相處景況，藉由一巨大災難收束，深入人性之幽微深刻。而在時間的前後延展中，歷史變成鋪陳在桌面的墊布，時人其事彷若吸飽了水氣般，從乾癟的文字史料中飽脹了起來，長出人的血肉，搭起鄉鎮屋房，並且回到那至今沉穩深邃的山林之中，再回到人的身上。而現在的我們，始終有一種彷若觀棋者的悠緩餘裕回看當時，那些幽祕難解的細微思緒，游絲細線纏繞牽扯著每一個人。
　　而有趣的不僅僅是故事，還有故事選擇的現場。就好像這次朱和之執著的山，不論懷抱著怎樣的心思，只要進入了山，對於人之渺小，都給予同樣的反饋。而不同的人有各自的狀況和影響，體力、腳步、負重，以自身為軸，輻射出更多人與事的關係網。比如說，上山的前一天，他正發生著什麼？也許與人爭執？也許與親愛之人開心度過美好時間，或者遭遇到挫折，甚至可能正醞釀著更大的麻煩和苦難，或者是，一個簡單的告別，一個擁抱，或只是一如往常勞作，吃著家常熱騰的飯菜。然後，在更往前推一些，上山的前幾日、前幾週、前幾月，甚至是更早之前……。當某個特殊的時間節點被劃開來了，自此往前後數看，都會從日常浮現，或者說是析篩出一層層相關聯的意義。
　　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在前往某處的行進過程，會容易太過信任自己，或者說，太專注在自己身上，而錯失某些重要的關鍵路口。但也往往因為這樣的錯失，因為迷路，所以才有機會抵達另一處，隱藏在路線之外的豐美景致。而且慶幸的是，大多數時候，我們仍可循著原路，一次又一次的發現、確認，並且把那些都收納成自己的經驗，還有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