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謝曉虹

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謝曉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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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需要的是一個偷情的地點。」
  博客來選書‧《聯合文學》當月作家
  《好黑》作者‧謝曉虹首部長篇小說。
  「是謝曉虹投擲與十年來香港歷史的一記直球……」──言叔夏
 
  一個年過半百的大學教授,卻陷入與人偶炙熱的婚外情。
  他在她身上施展所有在真實世界,自己所鍾愛,但卻被禁止,甚至被視為邪惡與墮落,一切他所無法欲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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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馬背上,教授Q和愛麗詩已經雙雙赤裸著身體。教授想像自己像一個童話裡的王子那樣抱住了愛麗詩──不是那些給兒童寫的,淨化了的童話故事,而是民間故事裡的,充滿了慾望與激情的──「看見嗎?月光和夜色在奔馳。」教授指著一張掛畫,貼著愛麗詩的耳垂說,「下一次,我們可以換上雪地、草原,甚至,如果你喜歡的話──地獄的場景。」──《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
 
  生而為人,我們都有無法說出口的欲求、傷痛與祕密,而在這世界上,有沒有一處地方,有沒有一個人,或哪怕是另外一個物種,願意不批判地、無私地、寬容地接納我們所有的一切?
 
  曾獲諸多文學大獎的謝曉虹,作品不多,而《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是她睽違多年後的首部長篇小說。謝曉虹擅以文字凝結成獨特的視野與感官,既鏤刻在你眼前,又輕觸在你皮膚上,既帶點奇幻與夢境,卻又緊密扣合如細針般扎,既密又痛的香港現況。
 
  小說末尾的虛實交錯,夢境與現實揉雜,而一如小說所寫「這裡的每一個都是你,即使所有的你都不是你」,謝曉虹想深深扣問的是關於人的困頓陷落下墜,當來自過往生命的悲傷、憤怒回頭猛撲,當現況輾壓得讓人幾乎無一絲呼息,當無法遁逃於來自他方荒誕又充滿權力的漫天禁錮,作為一個人,該走向何方?
 
本書特色
 
  ◎曾獲諸多文學大獎的謝曉虹,繼短篇小說集《好黑》之後首部長篇小說。
 
  ◎謝曉虹說,這本書是寫給這十年以來的香港的。……《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裡,那些脫胎自現實的地名與事件:陌根地、先鋒黨、先鋒共和國、維利亞港……只要對香港知所一二,幾乎不必費心猜疑,都能輕易抵達它們的現實喻指──彷彿在小說的文本與現實之間,安插起一面既模糊、卻又極端清晰的毛玻璃;供人指認:那即是「香港」的「現場」。那是「此刻」,「正在發生的事」。──言叔夏,摘自推薦序〈今天什麼都沒有發生〉
 
  ◎言叔夏撰推薦序。王德威(哈佛大學東亞系暨比較文學系講座教授)、西西(作家;詩人;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及瑞典蟬文學獎得主)、何福仁(作家;詩人)、楊佳嫻(作家)、廖偉棠(詩人)、黎紫書(作家)、駱以軍(小說家)、韓麗珠(作家)、羅毓嘉(詩人)傾心推薦(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關於鷹頭貓與愛麗詩的故事,早就在我心裡。對於我來說,小說早就寫完了,卻又一直懸在那裡,無處著地。香港的時局天天在變化,這個故事也一直波動著,好像這城市就是鷹頭貓與愛麗詩更深的命運。──謝曉虹,摘自後記〈念念不忘〉。
 
作者簡介
 
謝曉虹

 
  著有《好黑》、《雙城辭典》(與韓麗珠合著)等;編有《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小說卷一》。個別短篇小說譯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及瑞典文。短篇小說英譯輯成 Snow and Shadow(Nicky Harman 譯)。

  作品亦散見於《衛報》、英國廣播公司電台、Denver Quarterly、The Bellingham Review等。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香港中文文學創作獎、中文文學雙年獎、入圍美國Best Translated Book Awards。《字花》雜誌發起人之一。現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推薦序
 
今天什麼都沒有發生──讀《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
◎言叔夏

 
  至今我仍常翻動書櫃深處、沾滿舊灰書斑的《好黑》。那是許多年前,從舊書屋裡拾獲的香港青文書店的版本。多年以來,書頁裡夾雜的全黑書頁,隨著時間河流的澱積,變得更深更黑了。有時那些濃重的黑色裡,會方舟一樣地浮出一行未見過的字跡。字上幾個小人,在黑色的河裡跟我招手。他們要將船駛向哪裡?意義划過河面,流星一樣地消逝在遠處的光亮裡;而有時那些字,會隨著屋裡光影的變化,被漸漸沉沒入河底。好黑。邊揉著眼睛、邊下意識地發出這個單詞時,遂忍不住發笑了。像終於覺察作者隱埋在小說裡的一個輕快的詭計──這可愛的詭計無非透過文本外部物理性的各種介質,讓人抵達一個書名。我一直喜歡這個版本,勝過於它後來漂洋來台的寶瓶版本許多許多。也許是因為那些穿插錯落在小說正文旁側的另一個故事,岩洞一樣地洞開了小說的甬道;那些黑幕般忽然垂降在小說文本與文本之間的扉頁,故事裡的時間被遮蔭了;還有那些看似與正文無關、滑移開來的詩句:比如「他們最討厭我/常帶一瓶一九八二年/下午燒的開水」;比如「那一年有一扇窗在旁邊/窗裡的孩子/在深谷處玩一種遊戲/聽說最終一個/也不可能起飛」;
 
  它們是如此地讓我迷惑,同時又具有一種關於迷失的誘惑,令人想及了九十年代末用美工刀小心割過的夏宇,一種鑽木取火式的手感。九十年代的時候,字是被一根木頭摩擦以後竄生的火光,倒映在牆上。其實我第一次讀到謝曉虹,遠在《好黑》這本書以前。是零一年的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那時《聯合文學》雜誌還是大開本的橫式編排),關於一個家庭,在旅行之中紛紛脫隊離開的故事:變成蝴蝶的姊姊、遇劫而加入皮皮黨的父親、跟著流淚表演團離去的母親……還有那最終化作塵埃、被吹進風裡而再也沒有回來的祖母……故事裡的香港叫做巴巴齊。人們也搭巴車。也住大廈。小說名之為「旅行」,但隱約感覺那是一趟city tour(也許是因坐著的是雙層巴車);在小小的城裡幾條街上晃來晃去,遂把家給晃散了。
 
  奇怪的是,那似乎也是我有記憶以來,憑藉電影與粵語歌曲裡印象中的香港,即使它選用了一個幾近中南美洲魔幻寫實的聲腔,仍不妨礙被辨識出那是九十年代乳與蜜的流淌之地,蜂巢裡熠熠發光的金黃。那種獨屬於香港的金黃裡有一本事:彷彿再悲傷的事,都自有它孑然的輝煌;小說的最末,所有人都消失了,只剩下夢中的「我」獨自騎著單車,拐繞在巴巴齊曲折的街道上。路面反射著陽光。遠處也許還流盪著維多利亞港。旅行下去吧。繼續旅行。再找到另一些家人。「旅行」裡無論拖帶或散佚的,都是「家」的形貌。它如同流水,四方散去,八面聚攏。Be Water。
 
  一六年的時候我才第一次去到香港。九七已遠,傘後不久。許多人驚訝於我竟沒到過「從前的香港」,沒見過香港最好的時代。香港友人告訴我:這座城的陳皮已斑駁脫落了。作為發語詞:「從前不是這樣的……」;那麼,「從前」又是怎麼樣的呢?我脫走自一個會議,獨自去到上環與中環一帶,看滿街的叮叮車纜線從空中翻出,路面軌道一直一直延伸到一條街的盡頭,無論什麼時間都雜沓來去的人潮,東方臉孔,西方臉孔……遂油生一種奇異的陌生化之感:像忽忽從中文的語法邏輯裡掉落出去,掉進了那漢字、粵語與英文音節之間的裂隙。一九年去到香港,在高樓之上,滿街的黑衣之間,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訊息(多是廣東話的書面語),在空中虛線般地散射、連結(那是另一種形式的纜線):數十萬人、一百萬人……有那樣一個瞬間,我忽然想起了《好黑》,想起那好黑的岩洞裡,陌異的語感攀爬成櫛比鱗次的岩壁;那因歷史的侵蝕而形成的語言的壺穴裡,某些時刻,或許也正棲居著避險的魚群。
 
  寫於傘後與反送中期間的《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像是孵胎自那好黑的岩洞。但已離那最初的、彷彿芭蕾舞者般輕盈的手工藝感極遠了。也許走得太遠的不是作者,而是時代自己。謝曉虹說,這本書是寫給這十年以來的香港的。小說的語言仍保留了《好黑》時期極強的虛構性,內裡卻充填著幾近要撐破符號的膨大現實──不同於前一個十年的《好黑》,巴巴齊裡曲折曖昧的巷弄,充滿詮釋的時差之餘裕(啊那時的我們何其奢侈);《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裡,那些脫胎自現實的地名與事件:陌根地、先鋒黨、先鋒共和國、維利亞港……只要對香港知所一二,幾乎不必費心猜疑,都能輕易抵達它們的現實喻指──彷彿在小說的文本與現實之間,安插起一面既模糊、卻又極端清晰的毛玻璃;供人指認:那即是「香港」的「現場」。那是「此刻」,「正在發生的事」。
 
  「此刻」的「香港」正在發生什麼?「我們」是被什麼共同沖刷到這一「此刻」?在時間下游的沖積扇上,擠挨著聚攏在這裡的人,拖帶著什麼樣各自的私史、屈辱、慾望或祝福?又是被什麼所梳理、馴化成共同體的「我們」?之於這座高效運轉、極早即已編制進現代性隊伍的城市,這部小說的裂縫正是洞開於那樣一個脫軌的、彷彿隱密春夢般的情境裡:看似正常甚至無趣的大學教授Q瞞著妻子,沉溺於與人偶的交往;小說最終的背景來到了抗爭的現場,當他被要求供出罷課革命的學生名單,那有著陰騭臉孔的官僚男人對他說:「有時,我也喜歡做做夢,好平衡一下苦悶的現實。但夢中發生的一切,無論如何是不能侵入現實的,如今,假借我們之手,正是毀滅你做過的夢、毀滅罪證的最好時機。」
 
  這其實已經是一個卡夫卡式的命題了。來到小說的最末幾章。關於那些「現場」的煙霧與催淚瓦斯槍,終於島一樣地浮出。幾乎是憤怒之言,小說的聲腔在此忽衝破了虛構性的薄膜,是作者投擲與十年來香港歷史的一記直球:夢中的一切無法侵入現實,那麼,你將能否從夢中醒來,成為「我們」、共同介入那當下的現實?又或者,你反覆地為那些夢的痕跡被發現時的羞恥,一一抹以新的油漆:「只要一旦有什麼出現在牆上,我們便必須立即用油漆把它覆蓋。」當教授Q故作鎮定地問他的妻子瑪利亞:「今天──可有什麼新聞?」瑪利亞告訴教授Q:「沒有,今天什麼都沒有發生。」
 
  漆過的牆。彷彿如昨的日常。海裡的死人被打撈起來了,她好像一隻鬆垮垮的橡皮玩具;而房間裡的玩具人形卻眨著眼,在這部小說裡,很長的一段時間,你都一直以為她真正活著。讀這本書的時候,我總想,這樣一部其實挾帶著大量現實泥沙與憤怒的小說,為何仍要召喚那些龐大的虛構技術呢?也或許,解謎與否,已不是這小說技術的真正核心了;我有時會想,這部彷彿布置出一座「虛構香港」的小說,或許只是為了招徠小說裡那位指路的魔術師,如同天聽;他對著那無論在過去或現在的兩種時間性裡、皆虛無地被掉落出來的教授Q說:「時間真的那麼重要嗎?重要的是你想要到哪裡去。」
 
  二○二○,你想要到哪裡去?
 
 
後記
 
念念不忘
 
  一部小說可能是一個潛行了許久的回音。一個在多年前投出,如今已經無法準確指認的提問,終於以這樣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的手上。
 
  二○一一年秋天,我帶了一個故事到愛荷華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劃,住進市裡的酒店。到了晚上,樓下的酒吧經常傳來喝醉了的人聲,露天座位旁的欄杆纏著聖誕樹一樣閃閃發亮的燈飾。我在酒店的窗前俯視這些,像俯視一個近在咫尺的夢。畢竟,彼時我也常常喝醉,或者在那家洞穴般一無所有,卻聞名於作家之間的狐狸頭酒吧,或者在高波日式餐室,和S一杯杯清酒喝下去。第二天醒來,看見擁有標準英國口音,說話永遠得體的新加坡作家隱隱皺著的眉頭,一下一下牽動了記憶清空的我無法對焦的羞恥感。
 
  那是我人生中一段悲傷的日子,空空洞洞無處著力,在人行道上走著走著,只想坍塌在地永不再站起來——即使愛荷華城的大路,偶爾有超現實地騎著馬走過,年輕壯碩的貌美男警。一天晚上,S緊張兮兮地敲響了我的門,說她丟了錢包。錢包原來早就在警察局等待我們,而且內裡的鈔票硬幣竟已經魔法般整齊排列好在一張白紙上,鋪開成博物館的展品。自從到了美國,白天裡S總是皺著鼻子說不知道對什麼敏感,悄悄消失在作家群中,那夜她卻活了過來,在無人的街道上,高興地嚷著說:「來,我們一起吃披薩去!」
 
  迴盪於夜深街頭,S豪邁的聲音是和這個小說連結在一起的,最溫暖的回憶之一,即便,我現在已無法追記,在愛荷華時,我究竟寫下了什麼,就像我無記起,在喝醉了的那些晚上,我向剛認識的人們,表演了一些怎樣的夢。那段時間裡發生的一切是那麼脆弱的存在,包括我躲在房間裡,用電腦一點點存起來的字詞。回來香港後,那些檔案大都損毁,不能復原,剩下來的,不過一個小說的標題。
 
  然而,不是的。關於鷹頭貓與愛麗詩的故事,早就在我心裡。對於我來說,小說早就寫完了,卻又一直懸在那裡,無處著地。香港的時局天天在變化,這個故事也一直波動著,好像這城市就是鷹頭貓與愛麗詩更深的命運。
 
  二○一四年的占領運動,教會詩歌班一樣唱著一種「醒」過來的理想,它的音節那麼響亮,聽起來幾乎是一種絕對的道德判斷。攀緣繩索一樣沿著這種修辭來到二○一九,一百萬人二百萬人淹沒的街道上,是更多人醒了過來嗎?但這一年,更多的人會說,他們要去「發夢」。確實,你不再相約去一場遊藝會似的和朋友結伴到遊行現場。蒙著面潛入你自以為熟悉的城市,你是否還是你自己?或者在另一個世界的反面,沒有預料的街頭,那麼多陌生的人臉,你忽然和某個夢裡的自己相遇?於是我想起本雅明所迷戀的拱廊街。對於他來說,那是一個早已逝去的世界,一個缺乏現實感的夢幻場域,但恰恰在夢與醒(waking)的辯證之間,一個物質世界與內心相遇的機緣裡,過去才突然向當下敞開,一個人才有可能抵達剎那的醒覺(awakening)。
 
  如果說,我在這座城市裡看到鷹頭貓與愛麗詩的命運,那並非因為,人們終於從某個夢中醒了過來,而是因為,這個城市就是夢與醒的交會處。過去一再閃現,而只有那麼一瞬間,在當下的幻影裡,你覺得自己如此迫近那被遺忘了的,低聲而持續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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