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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波絲卡詩集◎辛波絲卡(譯者: 陳黎、張芬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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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辛波絲卡,我們有了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也才能看到奇士勞斯基的電影《紅色情深》
  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波蘭重量級女詩人

  他們兩人都相信
  是一股突發的熱情讓他倆交會。
  這樣的篤定是美麗的,
  但變化無常更是美麗。

  既然從未見過面,所以他們確定
  彼此並無任何瓜葛。
  但是聽聽自街道、樓梯、走廊傳出的話語——
  他倆或許擦肩而過一百萬次了吧?
  ——節錄自〈一見鍾情〉

  她的詩像一部電影,吸引名導演奇士勞斯基的注目,
  她的詩也像一本繪本,搬演著幾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她的詩更像一曲交響樂,享有「詩界莫札特」的美譽。
  她是辛波絲卡,波蘭最受歡迎的女詩人。

  在這本詩集裡,收錄辛波絲卡各階段名作共六十首,她多半以日常生活經驗為元素,像一位敏於觀察的偵探家,在平易語言的表象上,為你我挖掘出更深層的生之形貌,耙理人生的脈絡。

  辛波絲卡的寫作題材多元,任何事物都可入詩,她書寫甲蟲、石頭、動物、植物、天空、衣服、戰爭、夢境……等現實人生的材料,將詩的觸角延伸得廣闊且深遠。也透過獨特多樣的敘述手法,錘鍊出生命的共相,直指現實之荒謬、侷限與妥協,為我們朗讀故事中的故事。

本書重點

  ◎ 辛波絲卡是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她是第三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詩人,第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作家,也是當今波蘭最受歡迎的女詩人。

  ◎ 知名繪本作家幾米最膾炙人口的代表作《向左走,向右走》,感動一百萬人的愛情經典繪本,書中知名詩句摘譯自辛波絲卡。除了繪本摘譯辛波絲卡的詩句,電影《向左走,向右走》、舞台《向左走,向右走》劇中旁白亦摘譯自辛波絲卡。

  ◎ 這本詩集選輯辛波絲卡其各階段名作六十首,由陳黎與張芬齡精譯、導讀,並附辛波絲卡精彩諾貝爾獎得講演說辭。

  ◎ 辛波絲卡的影響力無可比擬,本次將波蘭重量級詩人辛波絲卡的詩集收錄譯出,是華人界讀者的一大幸福。

  ◎ 辛波絲卡於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詩集《巨大的數目》,波蘭第一刷一萬本在一週內即售光,這在詩壇真算是巨大的數目。

作者簡介

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

  一九二三年出生於波蘭。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公認為當代最迷人、最偉大的女詩人之一。

譯者簡介

陳黎

  本名陳膺文,一九五四年生,台灣花蓮人,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等凡二十餘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金鼎獎等。

張芬齡

  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評論集《現代詩啟示錄》等。與陳黎合譯有《拉丁美洲現代詩選》、《聶魯達詩精選集》、《當代世界詩抄》等十餘種。曾多次獲得梁實秋文學獎詩翻譯獎及散文翻譯獎。

序 · 導讀

種種荒謬與歡笑的可能——閱讀辛波絲卡 文∕陳黎.張芬齡

  一九九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一九二三年七月二日出生於波蘭西部小鎮布寧(Bnin),八歲時移居克拉科夫(Cracow),至今仍居住在這南方大城。她是第三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女詩人(前兩位是一九四五年智利的密絲特拉兒和一九六六年德國的沙克絲),第四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作家,也是當今波蘭最受歡迎的女詩人。她的詩作雖具高度的嚴謹性及嚴肅性,在波蘭卻擁有十分廣大的讀者。她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詩集《巨大的數目》,第一刷一萬本在一週內即售光,這在詩壇真算是巨大的數目。

  辛波絲卡於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在克拉科夫著名的雅格隆尼安大學修習社會學和波蘭文學。一九四五年三月,她在波蘭日報副刊發表了她第一首詩作〈我追尋文字〉。一九四八年,當她正打算出第一本詩集時,波蘭政局生變,共產政權得勢,主張文學當為社會政策而作。辛波絲卡於是對其作品風格及主題進行全面之修改,詩集延至一九五二年出版,名為《存活的理由》。辛波絲卡後來對這本以反西方思想,為和平奮鬥,致力社會主義建設為主題的處女詩集,顯然有無限的失望和憎厭,在一九七○年出版的全集中,她未收錄其中任何一首詩作。

  一九五四年,第二本詩集《自問集》出版。在這本詩集裡,涉及政治主題的詩作大大減少,處理愛情和傳統抒情詩主題的詩作佔了相當可觀的篇幅。一九五七年,《呼喚雪人》出版,至此她已完全拋開官方鼓吹的政治主題,找到了自己的聲音,觸及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歷史、人與愛情的關係。在〈布魯各的兩隻猴子〉一詩,辛波絲卡將它們和正在接受人類學考試的人類置於平行的位置,透露出她對自然萬物的悲憫,認為它們在地球的處境並不比人類卑微,亦有論者將此詩詮釋為對史達林統治時期高壓政治的嘲諷。然而,儘管現實世界存有缺憾,人間並非完美之境,但辛波絲卡認為生命仍值得眷戀。在〈未進行的喜馬拉雅之旅〉一詩,辛波絲卡無意以喜馬拉雅為世外桃源,反而呼喚雪人(Yeti,傳說住在喜馬拉雅山),要他歸返悲喜、善惡、美醜並存的塵世。在〈企圖〉一詩,她重新詮釋波蘭極著名的一首情歌〈甜美的短歌〉:「你走上山坡,我走過山谷。你將盛開如玫瑰,我將長成一株雪球樹……」道出她對生命的認知──渴望突破現狀,卻也樂天知命地接納人類宿命的侷限。

  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鹽》裡,我們看到她對新的寫作方向進行更深、更廣的探索。她既是孤高的懷疑論者,又是慧黠的嘲諷能手。她喜歡用全新的、質疑的眼光去觀看事物;她拒絕濫情,即便觸及愛情的主題,讀者會發現深情的背後總有一些反諷、促狹、幽默的影子。她企圖在詩作中對普遍人世表達出一種超然的同情。在〈博物館〉,辛波絲卡對人類企圖抓住永恆的徒然之舉發出噫歎;生之形貌、聲音和姿態顯然比博物館裡僵死的陳列品更有情有味、更有聲有色。在〈不期而遇〉,她藉大自然動物的意象,精準有力、超然動人地道出老友相逢,卻見當年豪情壯志被歲月消蝕殆盡的無奈,以及離久情疏的生命況味。在〈金婚紀念日〉,她道出美滿婚姻的神話背後的陰影──長期妥協、包容的婚姻磨蝕了一個人的個性特質,也抹煞了珍貴的個別差異:「性別模糊,神祕感漸失,╲差異交會成雷同,╲一如所有的顏色都褪成了白色。」

  一九六七年,《一百個笑聲》出版,這本在技巧上強調自由詩體,在主題上思索人類在宇宙處境的詩集,可說是她邁入成熟期的作品。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可能》,和一九七六年的《巨大的數目》更見大師風範。在一九七六年之前的三十年創作生涯中,辛波絲卡以質代量,共出版了一百八十首詩,其中只有一百四十五首是她自認成熟之作,她對作品要求之嚴由此可見一斑。在辛波絲卡的每一本詩集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她追求新風格、嘗試新技法的用心。誠如她在〈巨大的數目〉一詩裡所說:「地球上住著四十億人,╲但是我的想像依然故我。╲它和巨大的數目格格不入。╲個人質素仍是其動力。」的確,在其寫作生涯中,她的題材始終別具一格:微小的生物,常人忽視的物品,邊緣人物,日常習慣,被遺忘的感覺。她敏於觀察,往往能自日常生活汲取喜悅,以簡單的語言傳遞深刻的思想,以小隱喻開啟廣大的想像空間,寓嚴肅於幽默、機智,是以小搏大,舉重若輕的語言大師。辛波絲卡用字精鍊,詩風清澈、明朗,詩作優游從容、坦誠直率,沉潛之中頗具張力,享有「詩界莫札特」的美譽。然而她平易語言的另一面藏有犀利的刀鋒,往往能夠為讀者劃開事物表象,挖掘更深層的生命現象,為習以為常的事物提供全新的觀點,教讀者以陌生的眼光去看熟悉的事物。

  在〈恐怖份子,他在注視〉一詩,辛波絲卡以冷靜得幾近冷漠的筆觸,像架設在對街的攝影機,忠實地呈現定時炸彈爆炸前四分鐘酒吧門口的動態──她彷彿和安置炸彈的恐怖份子一起站在對街,冷眼旁觀即將發生的悲劇。辛波絲卡關心恐怖手段對無辜民眾無所不在的生命威脅,但她知道無言的抗議比大聲疾呼的力量更強而有力。她讓敘述者的冷淡和事件的緊迫性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讀者的心情便在這兩股力量的拉鋸下,始終處於焦灼不安的狀態,詩的張力於是巧妙地產生了。在〈聖殤圖〉,辛波絲卡以同情又略帶嘲諷的語調,將政治受難英雄的母親塑造成媒體的受害者。兒子受難,母親卻得因為追悼人潮的湧入和探詢,時時刻刻──接受訪問,上電視或廣播,甚至參與電影演出──重溫痛苦的回憶,一再複述兒子殉難的場景。然而傷痛麻木之後,自己的故事似乎成了別人的故事。母親流淚,究竟是因為喪子之慟仍未撫平,還是因為弧光燈太強?是個值得玩索的問題。而在〈隱居〉一詩,辛波絲卡拋給我們另一個問題。有這麼一位隱士:「住在漂亮的小樺樹林中╲一間有花園的小木屋裡。╲距離高速公路十分鐘,╲在一條路標明顯的小路上。」他忙著接待各地的訪客,樂此不疲地說明自己隱居的動機,愉快地擺姿勢接受拍照。令人不禁懷疑:他真正喜歡的是粗陋孤寂的隱居生活,還是隱居所獲致的邊際效益──他人的讚歎和仰慕所引發的自我膨脹和虛榮的快感?此詩以幽默、戲謔的輕鬆口吻,探討與人性相關的嚴肅主題,這正是辛波絲卡詩作的重要特色,一如〈在一顆小星星底下〉末兩行所揭示的:「啊,言語,別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卻又費心勞神地使它們看似輕鬆。」這或許也是辛波絲卡能夠成為詩壇異數──作品嚴謹卻擁有廣大讀者群──的原因吧!

  身為女性詩人,辛波絲卡鮮少以女性問題為題材,但她不時在詩作中流露對女性自覺的關心。在〈一個女人的畫像〉,辛波絲卡為讀者描繪出一個為愛改變自我、為愛無條件奉獻、因愛而堅強的女人。愛的枷鎖或許讓她像「斷了一隻翅膀的麻雀」,但愛的信念賜予她夢想的羽翼,讓她能扛起生命的重擔。這樣的女性特質和女性主義者所鼓吹的掙脫父權宰制、尋求解放的精神有著極大的衝突,但辛波絲卡只是節制、客觀地敘事,語調似乎肯定、嘲諷兼而有之。她提供給讀者的只是問題的選項,而非答案。對辛波絲卡而言,性別並不重要;個人如何在生命中為自己定位才是她所關心的。

  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是辛波絲卡關注的主題。在她眼中,自然界充滿著智慧,是豐沃且慷慨的,多變又無可預測的:細體自然現象對人類具有正面的啟示作用。她對人類在大自然面前表現出的優越感和支配慾望,頗不以為然。她認為人類總是過於渲染自身的重要性,將光環籠罩己身而忽略了周遭的其他生命;她相信每一種生物的存在都有其必然的理由,一隻甲蟲的死亡理當受到和人類悲劇同等的悲憫和尊重(〈俯視〉)。窗外的風景本無色,無形,無聲,無臭,又無痛;石頭無所謂大小;天空本無天空;落日根本未落下。自然萬物無需名字,無需人類為其冠上任何意義或譬喻;它們的存在是純粹的,是自身俱足而不假外求的(〈一粒沙看世界〉)。人類若無法真誠地融入自然而妄想窺探自然的奧祕,必定不得其門而入(〈與石頭交談〉)。理想的生活方式其實垂手可得,天空是可以無所不在的——只要與自然合而為一,只要「一扇窗減窗台,減窗框,減窗玻璃。╲一個開口,不過如此,╲開得大大的」。當人類與自然水乳交融時,高山和山谷、主體和客體、天和地、絕望和狂喜的明確界線便不復存在,世界不再是兩極化事物充斥的場所,而是一個開放性的空間(〈天空〉,收錄於一九九三年出版的詩集《結束與開始》)。

  辛波絲卡閱讀的書籍範疇極廣,她擔任克拉科夫《文學生活》週刊編輯將近三十年(1953-1981),撰寫一個名為「非強制閱讀」的書評專欄。一九六七到一九七二年間,她評介了一百三十本書,而其中文學以外的書籍佔了絕大的比例,有通俗科學(尤其是關於動物方面的知識性書籍)、辭書、百科全書、歷史書、心理學、繪畫、哲學、音樂、幽默文類、工具書、回憶錄等各類書籍。這麼廣泛的閱讀觸發了她多篇詩作的意念和意象。辛波絲卡曾數次於書評和訪談中對所謂的「純粹詩」表示懷疑。在一篇有關波特萊爾的書評裡,她寫道:「他取笑那些在詩中稱頌避雷針的詩人。這樣的詩或許稍顯遜色,但在今日,這個主題和任何事物一樣,都可以成為絕佳的精神跳板。」辛波絲卡認為詩人必須能夠也應該自現實人生取材;沒有什麼主題是「不富詩意」的,沒有任何事物是不可以入詩的。從她的詩作,我們不難看出她對此一理念的實踐:她寫甲蟲、石頭、動物、植物、沙粒、天空;她寫安眠藥、履歷表、衣服;她寫電影、畫作、劇場;她寫戰爭、葬禮、色情文學、新聞報導;她也寫夢境、仇恨、定時炸彈、恐怖份子。辛波絲卡對事物有敏銳的洞察力,因此她能將詩的觸角伸得既廣闊且深遠。對辛波絲卡而言,詩具有極大的使命和力量,一如她在〈寫作的喜悅〉中所下的結語:「寫作的喜悅。╲保存的力量。╲人類之手的復仇。」詩或許是人類用來對抗有限人生和缺憾現實的一大利器。詩人在某種程度上和「特技表演者」有相通之處:缺乏羽翼的人類「以吃力的輕鬆,╲以堅忍的機敏,╲在深思熟慮的靈感中」飛翔。詩,便是詩人企圖緊握「搖晃的世界」所抽出的「新生的手臂」;詩,便是在夢想與現實間走索的詩人企圖藉以撐起浮生的一根竿子。

  一九七六年之後,十年間未見其新詩集出版。一九八六年《橋上的人們》一出,遂格外引人注目。令人驚訝的是,這本詩集竟然只有二十二首詩作,然而篇篇佳構,各具特色,可說是她詩藝的高峰。在這本詩集裡,她多半以日常生活經驗為元素,透過獨特的敘述手法,多樣的詩風,錘鍊出生命的共相,直指現實之荒謬、侷限,人性之愚昧、妥協。

  〈葬禮〉一詩以三十五句對白組成,辛波絲卡以類似荒謬劇的手法,讓觀禮者的話語以不合邏輯的順序穿梭、流動、交錯,前後句之間多半無問答之關聯,有些在本質上甚至是互相衝突的。這些對白唯一的共通點是──它們都是生活的聲音,瑣碎、空洞卻又是真實生命的回音。在本該為死者哀慟的肅穆葬禮上,我們聽到的反而是生者的喧嘩。藉著這種實質和形式之間的矛盾,辛波絲卡呈現出真實的生命形貌和質感,沒有嘲諷,沒有苛責,只有會心的幽默和諒解。

  在〈寫履歷表〉一詩,辛波絲卡則以頗為辛辣的語調譏諷現代人功利導向的價值觀──將一張單薄的履歷表和一個漫長、複雜的人生畫上等號,企圖以一份空有外在形式而無內在價值的資料去界定一個人,企圖以片面、無意義的具體事實去取代生命中諸多抽象、無以名之的美好經驗。然而,這樣的荒謬行徑卻在現代人不自覺的實踐中,成為根深蒂固的生活儀式,詩人為我們提出了警訊。

  在〈衣服〉一詩中,辛波絲卡不厭其煩地列出不同質料、樣式的衣服名稱,及其相關之配件、設計細節,似乎暗示生命的侷限──再嚴密的設防,也無法阻攔焦慮、心事、病痛、疏離感的滲透。即使抽出了圍巾,在衣服外再裹上一層保護膜,也只是一個蒼涼無效的生命手勢。然而,辛波絲卡對人世並不悲觀。在〈橋上的人們〉,她以日本浮世繪畫家歌川廣重的版畫〈驟雨中的箸橋〉為本,探討藝術家企圖用畫筆攔截時間、擺脫時間束縛的用心。英國詩人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在〈希臘古甕頌〉一詩裡,曾經對藝術的力量大大禮讚一番,因為它將現實凝結為永恆,並且化解了時間對人類的威脅。辛波絲卡稱歌川廣重為「一名叛徒」,因為他讓「時間受到忽視,受到侮辱」,讓「時間失足倒下」,因為他「受制於時間,卻不願意承認」;企圖以寫作,以「人類之手的復仇」對抗時間與真實人生的詩人,其實是藝術家的同謀、共犯。但辛波絲卡相信,此種與時間對抗的力量不僅蘊藏於藝術品裡,也可以當下體現:有些人,進一步地,在面對現實人生,在接受生命苦難本質的同時,聽到了畫裡頭「雨水的濺灑聲,╲感覺冷冷的雨滴落在他們的頸上和背上,╲他們注視著橋以及橋上的人們,╲彷彿看到自己也在那兒,╲參與同樣無終點的賽跑,╲穿越同樣無止盡,跑不完的距離,╲並且有勇氣相信╲這的確如此。」人類(藝術家或非藝術家)的堅毅與想像,支持這孤寂、抽象的長跑一代復一代地延續下去。

  辛波絲卡關心政治,但不介入政治。嚴格地說,她稱不上是政治詩人──也因此她的書能逃過官方檢查制度的大剪,得以完整的面貌問世——但隱含的政治意涵在她詩中到處可見。早期詩作〈然而〉(收錄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呼喚雪人》),是辛波絲卡少數觸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殘暴行徑的詩作之一。因此,這首詩格外值得注意──它不但對納粹集體大屠殺的暴行加以譴責,同時也暗指波蘭社會某些人士對猶太人的命運漠不關心。在以德軍佔領期的波蘭為背景的另一首詩作〈可能〉(收錄於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可能》),處處可見不安、恐懼、逮捕、驅逐,處死的暗示性字眼。辛波絲卡的宿命觀在此詩可略窺一二:生命無常,在自然界和人類世界,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但是,辛波絲卡的政治嘲諷和機智在〈對色情文學的看法〉一詩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八○年代的波蘭在檢查制度之下,政治性、思想性的著作斂跡,出版界充斥著色情文學。在這首詩裡,辛波絲卡虛擬了一個擁護政府「以思想箝制確保國家安全」政策的說話者,讓他義正詞嚴地指陳思想問題的嚴重性超乎色情問題之上,讓他滔滔不絕地以一連串的色情意象痛斥自由思想之猥褻、邪惡。但在持續五個詩節嘉年華會式的激情語調之後,辛波絲卡設計了一個反高潮──在冷靜、節制的詩的末段,她刻意呈現自由思想者與志同道合者喝茶、翹腳、聊天的自得和無傷大雅。這樣的設計頓時瓦解了說話者前面的論點,凸顯其對思想大力抨擊之荒謬可笑,也間接對集權國家無所不在的思想監控所造成的生存恐懼,提出了無言的抗議。

  辛波絲卡認為生存是天賦人權,理應受到尊重。在〈種種可能〉一詩,她對自己的價值觀、生活品味、生命認知做了相當坦率的表白。從她偏愛的事物,我們不難看出她恬淡自得、自在從容、悲憫敦厚、不道學、不迂腐的個性特質。每個人都是獨立的自主個體,依附於每一個個體的「種種可能」正是人間的可愛之處。透過這首詩,辛波絲卡向世人宣告生命之多樣美好以及自在生存的權利,因為「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

  一九九三年,《結束與開始》出版,這是辛波絲卡最近的詩集。辛波絲卡的詩不論敘事論理多半直截了當,鮮用意象,曾有人質疑她取材通俗、流於平凡,殊不知正因為如此,她的詩作才具有坦誠直率的重要特質。這份坦直也吸引了名導演奇士勞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

  一九九三年,我在華沙過聖誕。天氣爛透了,不過賣書的攤販已擺出攤子做生意。我在其中一個書攤上發現了一小本辛波絲卡的詩集。她是Roman Gren 最喜歡的詩人——Roman Gren是《三顏色》的譯者。我買下這本書,打算送給他。辛波絲卡和我從未碰過面;我不知道我們是否有共通的朋友。就在我胡亂翻閱這本書的時候,我看到了〈一見鍾情〉。這首詩所表達的意念和《紅》(即《紅色情深》)這部電影十分相近。於是我決定自己留下這本詩集。

  在〈一見鍾情〉這首詩,我們看到人與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兩個素昧平生的人偶然相識,擦出火花,然而這真的是第一次交會嗎?在此之前,或許兩人曾經因緣際會「擦肩而過一百萬次了」──在人群中,撥錯的電話中,經過旋轉門的時候,在機場接受行李檢查的時候;一片飄落的葉子,一個消失於灌木叢中的球,或一個類似的夢境,都可能是連結人與人之間的扣環。有了這層體認,我們便可用全新的角度去看待疏離的人際關係,並且感受到一絲暖意和甜蜜。

  在〈有些人喜歡詩〉這首詩裡,辛波絲卡如是寫道:

  有些人——
  那表示不是全部。
  甚至不是全部的大多數,
  而是少數。
  倘若不把每個人必上的學校
  和詩人自己算在內,
  一千個人當中大概
  會有兩個吧。

  喜歡——
  不過也有人喜歡
  雞絲麵湯。
  有人喜歡恭維
  和藍色,
  有人喜歡老舊圍巾,
  有人喜歡證明自己的論點,
  有人喜歡以狗為寵物。

  詩——
  然而詩究竟是怎麼樣的東西?
  針對這個問題
  人們提出的不確定答案不只一個。
  但是我不懂,不懂
  又緊抓著它不放,
  彷彿抓住了救命的欄杆。

  這也許不是一個詩的時代──或者,從來就未曾有過詩的時代──但人們依舊寫詩、讀詩,詩依舊存活著,並且給我們快樂與安慰,對許多人而言,詩真的像「救命的欄杆」。辛波絲卡是懂得詩和生命的況味的,當她這樣說:「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