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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購】是誰背叛了女性主義：年輕女性對舊女性主義的挑戰（The New Victorians: A Young Woman’s Challenge to the Old Feminist Order）◎蕾妮·丹菲爾德（Rene Denfeld）（譯者：劉泗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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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蘇珊‧法露迪的《反挫》和娜歐米‧伍夫的《美麗神話》都指出，年輕女性疏離女性主義要歸咎於媒體的集體陰謀，但是現在有一個年輕、熱情的聲音告訴我們，是歷經流變的女性主義辜負了代表大多數女性的使命。
正值而立之年的蕾妮‧丹菲爾德，是美國最重要的八位新女性主義者之一。她在《是誰背叛了女牲主義︰年輕女性對舊女性主義的挑戰》一書中，深入檢視、批判女性主義的思潮和流變，發現到七○年代婦女運動在政經層面嬴得輝煌的戰果後，卻逐漸偏離了大多數女性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少數人共有的世界觀。而位居主流的婦運領袖竟走回頭路，以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掀起了一場道德聖戰，形塑出一個如夢似幻、無法讓女性產生共鳴的烏托邦。
拋棄了僵化的意識型態和教條，蕾妮‧丹菲爾德為第一代獲得機會和教育平等的年輕女性發聲︰我們要回歸足以代表大多數婦女的運動，理直氣壯地收復女性主義。本書有她鞭辟入裡的剖析，非常值得關心和參與台灣婦運的人借鏡。
正值而立之年的蕾妮‧丹菲爾德，是美國最重要的八位新女性主義者之一。她在《是誰背叛了女牲主義︰年輕女性對舊女性主義的挑戰》一書中，深入檢視、批判女性主義的思潮和流變，發現到七○年代婦女運動在政經層面嬴得輝煌的戰果後，卻逐漸偏離了大多數女性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少數人共有的世界觀。而位居主流的婦運領袖竟走回頭路，以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掀起了一場道德聖戰，形塑出一個如夢似幻、無法讓女性產生共鳴的烏托邦。
拋棄了僵化的意識型態和教條，蕾妮‧丹菲爾德為第一代獲得機會和教育平等的年輕女性發聲︰我們要回歸足以代表大多數婦女的運動，理直氣壯地收復女性主義。本書有她鞭辟入裡的剖析，非常值得關心和參與台灣婦運的人借鏡。
作者簡介
蕾妮‧丹菲爾德（Rene Denfeld）
是一位自由撰稿記者，幾篇針砭婦女運動的作品已經在美國引起極大的爭議。她也是一位業餘拳擊好手，曾獲得Tacoma金手套獎，目前定居奧諯岡州波特蘭市。
譯者簡介
劉泗翰
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畢業。資深翻譯，悠遊於兩種文字與文化之間，賣譯為生近二十年，譯作有《天無絕人之路》、《飛越雲端—衝破親情的迷霧》等三十餘本。
聯絡信箱：felizminna@hotmail.com
蕾妮‧丹菲爾德（Rene Denfeld）
是一位自由撰稿記者，幾篇針砭婦女運動的作品已經在美國引起極大的爭議。她也是一位業餘拳擊好手，曾獲得Tacoma金手套獎，目前定居奧諯岡州波特蘭市。
譯者簡介
劉泗翰
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畢業。資深翻譯，悠遊於兩種文字與文化之間，賣譯為生近二十年，譯作有《天無絕人之路》、《飛越雲端—衝破親情的迷霧》等三十餘本。
聯絡信箱：felizminna@hotmail.com
導言
一九六六年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an，簡稱NOW）成立，而我在一年之後才呱呱墜地。在我小的時候許多爭取婦女權益的運動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了。但是我和這一代多數的女性一樣，對於墮胎還是非法行為的那個年代早已不復記憶。我也不記得還有這麼一個年代——儘管母親一再對我說那些都是真的——婦女上大學只是為了釣金龜婿，而不是為了攻讚學位；職業婦女的工作領域只能侷限在女服務生這一類的「粉領階級」；女性不但無法獲得避孕知識，對自已的身體和性也全然無知。這樣的年代描繪出一個簡單而可怕的景象；年輕婦女因為不知道如何避孕，最後死在非法墮胎的手術檯上；大學畢業的女生，無論學問如何高深，最後也只能進人大公司，在打字機前終老一生；而十歲的小女孩希望和男生一起上採買課程只是為了學會如何管理家計、做果凍或擺設銀器餐具。我們現在也很難相信，在那個年代「性別歧視」根本不是問題，甚至還是一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的際遇比母親那一代要好得多了。墮胎已經在一九七三年合法化；平權憲法修正案（ERA）也在審議中，雖然距離立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甚至可能不會通過，但是至少男女平權的觀念已經深植人心。此外，在一九六○年代，還陸續成立了NOW和「婦女平權行動聯盟」（Woman Equity Action League）等團體，在他們的努力之下職場和學校裡性別歧視的情況已經大有玫善。在婦女健康的進展上則出版了《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已》（Our Bodies, Ourselves）一書，通過了強暴受害者保護法（改善過去無限制探索受害者性生活史的情況）也成立了受虐婦女保護之家。在工商界、法律界和政治界，傑出的婦女人才輩出，包括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葛蘿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貝拉．艾柏查格（Bella Abzug）、潔玫．葛瑞爾（Germaine Greer）和凱特．米蕾（Kate Millet）等等，這些都是第二波女性主義潮流中的佼佼者，對女性的未來影響深遠。
然而，對我們這一代的女性來說女權是與生俱來的權利。儘管社會上還是難免有性別歧視的問題，但是至少在我們的生活中並沒有太多桎梏。我們是第一代獲得平等機會和平等教育的女性，也擁有絕對的自由可以表達對性的看法。這些我們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其實與過去社會上根深柢固的偏見南轅北轍，因此，女權運動者必須以非常的手段，迫使社會接受這個男女平等的新觀念，而表現這個信念的形式，可能是女性追求自己的事業，或要求男性尊重自己對生兒育女的抉擇等等——換句話說，我們這一代的女性相信，我們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
這些權益都是女性主義為我們爭取來的，既然如此，為什麼和我年齡相仿的婦女會拒絕加人女權運動呢？為什麼我們會斷然拒絕被貼上女性主義者的標籤呢？
儘管許多民意調查顯示，在美國各個年齡層的婦女都毫不猶豫地支持女性主義的理想，但是這些調查也指出，她們多半不願意自稱為女性主義者，也不參與女權運動——雖然大部分的人都覺得還有很多事情有待努力。一九八九年，時代週刊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合作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的婦女認為女性主義確實提升了女權；但是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婦女自認是女性主義者，百分之七十六的婦女承認很少或毫不關心女權運動。一九九二年，時代週刊又做了另一次調查，結果發現，雖然有百分之五十七的美國婦女認為強而有力的婦女運動有其必要，但是只有百分之三十九的人相信當前的婦運反映了多數女性的看法；而自視為女性主義者的人比例則降到百分之二十九。對年紀較輕的女性而言，這個數據或許還偏高了些。以大專院校學生為訴求對象的觀點雜誌（In View），一九八九年也曾經向五百名女大學生進行一項調查，結果百分之九十的受訪者認為，性別歧視仍然存在；百分之八十四的人贊成婦女應該享有生育控制權；而自稱為女性主義者的受訪者只有百分之十六。
反挫
女權運動者和傳播媒體並沒有忽視這個趨勢。從蘇珊．法露迪（Susan Faludi）的暢銷書《反挫》（Backlash︰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到專欄作家琳達．艾樂比（Linda Ellerbee），以及報章雜誌上刊登的文章，對於這些「應該」是女性主義者的婦女卻對女權運動感到疏離，都有深入的討論，甚至還引發了一番論戰。
為什麼女性會拒絕女性主義呢？最盛行的一種說法就是法露迪的「反挫」理論。反挫的基本概念是︰在文化中隱藏著各種力量侵蝕女性主義的根基，而這種反挫的力量已經跟隨女權運動長達二十年了（一九七五年九月號的仕女[Ms.]雜誌刊出了一篇書評「學院派︰反挫來了」，文中評論了三本書同時也提出反挫的概念）但是，一直到法露迪提出新的詮釋，才首度獲得廣泛的認可。反挫的概念之所以會在此時異軍突起，可能是一九七○年代時，雖然有很多抨擊女性主義的文章或書籍間世——其中不乏一些極為粗糙而不成熟的論點，相形之下，現在的批評簡直稱得上是恭維——基本上女權運動還算是一種健康的運動，婦女也很驕傲地自稱為女性主義者。
然而，今天的情況卻迥然不同。
「為什麼百分之七十二的年輕婦女認為自己不是女性主義者？」一九九○年三月號的十七歲（Seventeen）月刊提出了這個問題，而答案也很快就出現了︰「琳達．艾樂比說，那是因為她們不知道女性主義的意義何在、問題何在。」這篇文章由全國知名的專欄作家艾樂比執筆，名為「女性主義者的謬誤」（The Feminist Mistake），文中她以一貫高人一等的姿態和略帶尖酸的筆調，剖析年輕婦女不願意自稱為女性主義者的心態。她說︰「女性主義沒錯，我說的就是這個字！先別忙著嘔吐，我知道你們不喜歡這個字眼，但是相信我，那是因為你們誤解了這個字的涵意，事實上，你們還誤解了很多事情。」艾樂比並沒有解釋，為什麼女性會有這些誤解她只是說︰「某些人不擇手段地要你們唾棄女性主義！」
蘇珊．法露迪則明白地點破「某些人」是何許人也。她在《反挫》一書中直言不諱地說︰「反挫的公共論壇由男性一手主導……特別是支配媒體、企業和政治的男性」。她在書中說，像電視上的情境喜劇（例如特別著墨於家庭主婦的正面形象）或時裝流行（例如蕾絲內衣再度流行）等等，都是男性刻意誤導女性的陰謀。他們一方面頌揚溫暖家庭的價值、家常菜的可貴和受壓抑的美女，另一方面則故意醜化女性主義。
然而，絕大多數的女性並不相信這一套。一九八九年紐約時報的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受訪女性認為男性「正逐漸剝奪女性在二十年來爭取到的一切」。法露迪對於這一點也有解釋。她說︰「反挫的力量都是在檯面下興風作浪，一般大眾是看不到的。」雖然大部分的婦女都不知道這個潛伏的陰謀，但是這股反對女性主義的力量還是影響深遠，「反挫的力量確實滲透到女性的思想裡，透過私下的管道傳播羞辱和責難的聲浪。」
根據法露迪的理論年輕女性正是因為聽到了這些聲音，所以才會遲疑猶豫，不願意自稱為女性主義者。
對艾樂比和法露迪這些女性主義評論家而言，如果能夠把年輕女性拒絕被貼上女性主義者的標籤，歸咎於一種力量龐大卻潛伏在文化中的無形陰謀，可能是最方便的解釋。她們還能告慰自已，這並不是她們的錯。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其實，除了一些在大眾文化中對女性的低能描述之外，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女性角色的典範——從最高法院法官露絲．金斯柏（Ruth Bader Ginsburg）到饒舌歌合唱團「鹽和胡椒」（salt n' Pepa）——這些女性典範都豎立了獨立女性的正面形象。更何況，我們這一代的女性也沒有那麼愚蠢，會輕易地受到清潔劑廣告的影響或被內衣時尚牽著鼻子走。我們也不是呆頭鵝，隨隨便便就被一個無名無姓、不擇手段的「某人」擺布。如果我們真的這麼容易受騙上當，我們可能不只拒絕女性主義的標籤，甚至會拒絕女性主義的信念，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
一九八六年，美國教育部針對一萬名青年做了一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論男女——都能全心全意地接受女權的觀念。實施民意調查的六年前，正在就讀高中的受訪者（受訪當時已經在工作、扶養小孩或就讀大學），不分男女，都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同意「女性和男性一樣，都應該擁有相等的教育機會」。百分之九十的男性和百分之九十八的女性認為「女性和男性應該同工同酬」，另外有百分之九十一的男性和百分之九十六的女性認為「在選擇決策者或政治家時，女性應該和男性一樣列入考慮。」當問到誰要留在家裡帶小孩的時候，男女兩性都希望有這個機會。
這些調查數字顯示，對我們這一代來說，女權確實已經深植人心。我們堅信兩性平等，因此不會以傳統的性別角色來箝制自己的發展或彼此設限。簡而言之，我們是行動上的女性主義者，而不只是名義上的女性主義者。
一九六六年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an，簡稱NOW）成立，而我在一年之後才呱呱墜地。在我小的時候許多爭取婦女權益的運動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了。但是我和這一代多數的女性一樣，對於墮胎還是非法行為的那個年代早已不復記憶。我也不記得還有這麼一個年代——儘管母親一再對我說那些都是真的——婦女上大學只是為了釣金龜婿，而不是為了攻讚學位；職業婦女的工作領域只能侷限在女服務生這一類的「粉領階級」；女性不但無法獲得避孕知識，對自已的身體和性也全然無知。這樣的年代描繪出一個簡單而可怕的景象；年輕婦女因為不知道如何避孕，最後死在非法墮胎的手術檯上；大學畢業的女生，無論學問如何高深，最後也只能進人大公司，在打字機前終老一生；而十歲的小女孩希望和男生一起上採買課程只是為了學會如何管理家計、做果凍或擺設銀器餐具。我們現在也很難相信，在那個年代「性別歧視」根本不是問題，甚至還是一般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的際遇比母親那一代要好得多了。墮胎已經在一九七三年合法化；平權憲法修正案（ERA）也在審議中，雖然距離立法還有很長的一段路，甚至可能不會通過，但是至少男女平權的觀念已經深植人心。此外，在一九六○年代，還陸續成立了NOW和「婦女平權行動聯盟」（Woman Equity Action League）等團體，在他們的努力之下職場和學校裡性別歧視的情況已經大有玫善。在婦女健康的進展上則出版了《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已》（Our Bodies, Ourselves）一書，通過了強暴受害者保護法（改善過去無限制探索受害者性生活史的情況）也成立了受虐婦女保護之家。在工商界、法律界和政治界，傑出的婦女人才輩出，包括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葛蘿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貝拉．艾柏查格（Bella Abzug）、潔玫．葛瑞爾（Germaine Greer）和凱特．米蕾（Kate Millet）等等，這些都是第二波女性主義潮流中的佼佼者，對女性的未來影響深遠。
然而，對我們這一代的女性來說女權是與生俱來的權利。儘管社會上還是難免有性別歧視的問題，但是至少在我們的生活中並沒有太多桎梏。我們是第一代獲得平等機會和平等教育的女性，也擁有絕對的自由可以表達對性的看法。這些我們現在視為理所當然的觀念，其實與過去社會上根深柢固的偏見南轅北轍，因此，女權運動者必須以非常的手段，迫使社會接受這個男女平等的新觀念，而表現這個信念的形式，可能是女性追求自己的事業，或要求男性尊重自己對生兒育女的抉擇等等——換句話說，我們這一代的女性相信，我們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利。
這些權益都是女性主義為我們爭取來的，既然如此，為什麼和我年齡相仿的婦女會拒絕加人女權運動呢？為什麼我們會斷然拒絕被貼上女性主義者的標籤呢？
儘管許多民意調查顯示，在美國各個年齡層的婦女都毫不猶豫地支持女性主義的理想，但是這些調查也指出，她們多半不願意自稱為女性主義者，也不參與女權運動——雖然大部分的人都覺得還有很多事情有待努力。一九八九年，時代週刊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合作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的婦女認為女性主義確實提升了女權；但是只有百分之三十三的婦女自認是女性主義者，百分之七十六的婦女承認很少或毫不關心女權運動。一九九二年，時代週刊又做了另一次調查，結果發現，雖然有百分之五十七的美國婦女認為強而有力的婦女運動有其必要，但是只有百分之三十九的人相信當前的婦運反映了多數女性的看法；而自視為女性主義者的人比例則降到百分之二十九。對年紀較輕的女性而言，這個數據或許還偏高了些。以大專院校學生為訴求對象的觀點雜誌（In View），一九八九年也曾經向五百名女大學生進行一項調查，結果百分之九十的受訪者認為，性別歧視仍然存在；百分之八十四的人贊成婦女應該享有生育控制權；而自稱為女性主義者的受訪者只有百分之十六。
反挫
女權運動者和傳播媒體並沒有忽視這個趨勢。從蘇珊．法露迪（Susan Faludi）的暢銷書《反挫》（Backlash︰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到專欄作家琳達．艾樂比（Linda Ellerbee），以及報章雜誌上刊登的文章，對於這些「應該」是女性主義者的婦女卻對女權運動感到疏離，都有深入的討論，甚至還引發了一番論戰。
為什麼女性會拒絕女性主義呢？最盛行的一種說法就是法露迪的「反挫」理論。反挫的基本概念是︰在文化中隱藏著各種力量侵蝕女性主義的根基，而這種反挫的力量已經跟隨女權運動長達二十年了（一九七五年九月號的仕女[Ms.]雜誌刊出了一篇書評「學院派︰反挫來了」，文中評論了三本書同時也提出反挫的概念）但是，一直到法露迪提出新的詮釋，才首度獲得廣泛的認可。反挫的概念之所以會在此時異軍突起，可能是一九七○年代時，雖然有很多抨擊女性主義的文章或書籍間世——其中不乏一些極為粗糙而不成熟的論點，相形之下，現在的批評簡直稱得上是恭維——基本上女權運動還算是一種健康的運動，婦女也很驕傲地自稱為女性主義者。
然而，今天的情況卻迥然不同。
「為什麼百分之七十二的年輕婦女認為自己不是女性主義者？」一九九○年三月號的十七歲（Seventeen）月刊提出了這個問題，而答案也很快就出現了︰「琳達．艾樂比說，那是因為她們不知道女性主義的意義何在、問題何在。」這篇文章由全國知名的專欄作家艾樂比執筆，名為「女性主義者的謬誤」（The Feminist Mistake），文中她以一貫高人一等的姿態和略帶尖酸的筆調，剖析年輕婦女不願意自稱為女性主義者的心態。她說︰「女性主義沒錯，我說的就是這個字！先別忙著嘔吐，我知道你們不喜歡這個字眼，但是相信我，那是因為你們誤解了這個字的涵意，事實上，你們還誤解了很多事情。」艾樂比並沒有解釋，為什麼女性會有這些誤解她只是說︰「某些人不擇手段地要你們唾棄女性主義！」
蘇珊．法露迪則明白地點破「某些人」是何許人也。她在《反挫》一書中直言不諱地說︰「反挫的公共論壇由男性一手主導……特別是支配媒體、企業和政治的男性」。她在書中說，像電視上的情境喜劇（例如特別著墨於家庭主婦的正面形象）或時裝流行（例如蕾絲內衣再度流行）等等，都是男性刻意誤導女性的陰謀。他們一方面頌揚溫暖家庭的價值、家常菜的可貴和受壓抑的美女，另一方面則故意醜化女性主義。
然而，絕大多數的女性並不相信這一套。一九八九年紐約時報的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受訪女性認為男性「正逐漸剝奪女性在二十年來爭取到的一切」。法露迪對於這一點也有解釋。她說︰「反挫的力量都是在檯面下興風作浪，一般大眾是看不到的。」雖然大部分的婦女都不知道這個潛伏的陰謀，但是這股反對女性主義的力量還是影響深遠，「反挫的力量確實滲透到女性的思想裡，透過私下的管道傳播羞辱和責難的聲浪。」
根據法露迪的理論年輕女性正是因為聽到了這些聲音，所以才會遲疑猶豫，不願意自稱為女性主義者。
對艾樂比和法露迪這些女性主義評論家而言，如果能夠把年輕女性拒絕被貼上女性主義者的標籤，歸咎於一種力量龐大卻潛伏在文化中的無形陰謀，可能是最方便的解釋。她們還能告慰自已，這並不是她們的錯。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其實，除了一些在大眾文化中對女性的低能描述之外，社會上還是有很多女性角色的典範——從最高法院法官露絲．金斯柏（Ruth Bader Ginsburg）到饒舌歌合唱團「鹽和胡椒」（salt n' Pepa）——這些女性典範都豎立了獨立女性的正面形象。更何況，我們這一代的女性也沒有那麼愚蠢，會輕易地受到清潔劑廣告的影響或被內衣時尚牽著鼻子走。我們也不是呆頭鵝，隨隨便便就被一個無名無姓、不擇手段的「某人」擺布。如果我們真的這麼容易受騙上當，我們可能不只拒絕女性主義的標籤，甚至會拒絕女性主義的信念，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做。
一九八六年，美國教育部針對一萬名青年做了一次民意調查。結果顯示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不論男女——都能全心全意地接受女權的觀念。實施民意調查的六年前，正在就讀高中的受訪者（受訪當時已經在工作、扶養小孩或就讀大學），不分男女，都有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同意「女性和男性一樣，都應該擁有相等的教育機會」。百分之九十的男性和百分之九十八的女性認為「女性和男性應該同工同酬」，另外有百分之九十一的男性和百分之九十六的女性認為「在選擇決策者或政治家時，女性應該和男性一樣列入考慮。」當問到誰要留在家裡帶小孩的時候，男女兩性都希望有這個機會。
這些調查數字顯示，對我們這一代來說，女權確實已經深植人心。我們堅信兩性平等，因此不會以傳統的性別角色來箝制自己的發展或彼此設限。簡而言之，我們是行動上的女性主義者，而不只是名義上的女性主義者。
【預購】玄奘絲路行（Xuanzang: A Buddhist Pilgrim On The Silk Road）◎莎莉·哈維·芮根斯（Sally Hovey Wrigging）（譯者：杜默）
平常價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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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亞馬遜 4.5顆星評價！
1300多年前，玄奘大師從長安出發前往印度取經，開啟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序幕，並立下誓言：寧可西去一步死，不願東退半步生。
玄奘是一位中世紀的求法僧人，他是偉大的探險家、哲學家兼外交家。本書敘述了身為探險家的他，不但橫渡了凶險絕地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更跋涉亞洲三大最高山脈間的冰山，穿越印度次大陸及熱帶叢林區……歷經重重地危難，為中國及印度兩大文明古國，首開文化交流的門戶，在亞洲可說是家喻戶曉，成就正如西方的馬可波羅無人不知。
這是一本可讀性甚高的傳記，被譽為中印文化之光的玄奘大師為求真理走大漢、越峻嶺，展現大無畏的精神；膽識中有慈悲，圓融中有堅持。作者能夠採循玄奘大師取經之路，實地走訪，並且旁徵博引資料，對比東西人物，通俗中見嚴謹，使讀者彷彿親炙大師風采，不啻為現代版的《大唐西域記》。
如果沒有《西遊記》，「唐僧取經」應該不可能成為中國幾乎人人知曉的故事。小說里的妖魔鬼怪在現實當中的確是沒有的，但當年「唐僧」，也即玄奘的西行求法，其傳奇色彩和艱苦程度較之小說中不但並無遜色，可能猶有過之。玄奘西行五萬餘里，歷時17年，行經當時的110個國家。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說， 他並不算是一位真正的地理學家，他的西行也是藉助了當時已經開闢的路線，但他留下的《大唐西域記》仍然是今人認識古代中印交通的重要參考文獻。
為西行取經「偷渡」出境
在《西遊記》中，玄奘父母在船上被奸人所害，剛剛出生的他也差點遭滅口，多虧母親偷偷將他放入木盆順江漂走，在漂過金山寺時被法明和尚所救，才有了後來的一代高僧。那麼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
玄奘俗名姓陳，據說為東漢名臣陳寔的後代，曾祖陳欽曾任太守，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惠在隋代曾任江陵縣令，大業末年辭官隱居，此後潛心儒學。他有三個哥哥，二哥陳素，早年於洛陽凈土寺出家，以講經說法聞名於世，號長捷法師。玄奘年少聰慧，也很早就聞名鄉里。
玄奘西行求法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當時是中國由繁榮的學派佛教向宗派佛教的過渡時期。他發現當時佛教界對同一經典的詮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而歧義百出，所以立下了到天竺去求取佛教原典的志向。而在他之前，中國西行的僧人已有不少，其中晉代法顯的成功及其所撰寫的《佛國記》的巨大影響，激發了他的決心。
《西遊記》 中，玄奘出發前唐太宗李世民親自送行，並有兩人結拜之舉，故而書中稱其為「御弟」。其實歷史上並非如此。初唐時期國家尚未完全安定，邊界地區尤其不穩，國人出境受到嚴格限制。玄奘幾次申請「通關文牒」都未獲批准。貞觀三年(629年)，長安大災，官府允許百姓「隨豐就食」，也即到有糧食的地區去找飯吃。玄奘就混在災民的隊伍中，出長安，過天水，到達了涼州(今甘肅武威)。
涼州是古絲綢之路的要衝，也是軍事要地。玄奘在此住了幾天，就踏上西行之旅。但涼州都督李大亮嚴格執行邊境管理制度，派人將他追回。既然走不了，玄奘就在涼州為僧俗講解佛法，影響甚大。聽眾中有當時的河西佛教領袖、涼州慧威法師，他有感於玄奘的決心和宏願，遂密派兩位弟子趁夜偷偷送玄奘出關，到達今甘肅安西縣東。此時涼州都督的飛騎也趕到了，讓瓜州刺史李昌攔截玄奘。但瓜州刺史李昌崇信佛教，帶著公文，到玄奘住處當面將之撕毀，並向他詳細介紹了西出玉門關的情況，又資助了一匹白馬。一個月後，玄奘乘著白馬，獨自踏上西行之路。
17年後，玄奘返國再次經過涼州時，受到的則是「國禮」的待遇。在這裡他再次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慧威法師。雖是世外高人，但久別重逢，想必也難免噓唏。而他抵達長安之後，也終於獲得了李世民的隆重接待。
極大促進了中外交通的開拓
研究者指出，中國古代對外交通路線的形成和發展與佛教文化交流的關係十分密切。特別是在中古時期(漢至唐)，佛教僧侶西行求法，東來傳教，或陸路或海路，往返於中國本土與域外諸國之間，是古代東、西方交通往來的重要內容，客觀上促進了中古中國對外交通路線的開拓和發展。
按照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介永強的說法，佛教傳入之初，東漢末年即有外國僧人來華譯經。隋唐時期，佛法經像盛於中國，可查的唐代外來高僧就多達五六十人。
而西行求法之第一人，為曹魏時期的朱士行。他當時抵達了西域的于闐。到了東晉南朝之際，法顯的西行最為著名。他從長安出發，經過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到達印度。
介永強指出：「有唐一代，中國僧人掀起西行求法運動的新高潮，西行人數之多，遊歷地區之廣， 空前絕後。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者首推玄奘法師。」
介永強認為：「中古時期，佛教高僧大德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 『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著其先鞭，導夫先路，極大地促進了中古中外交通的開拓和發展。中古中外交通路線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論其功績，除了商人，無出緇流沙門之右者。」
玄奘西行誕生了兩部重要的著作：《大唐西域記》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前者記述了玄奘西行親身經歷的110個以及傳聞聽說的28個城邦、國家、地區的歷史地理，其中對地理位置、山川地形、城鎮都邑、道路關隘的記載，成為後世學者研究中西交通路線時比定地名的指針。後者則按玄奘經行的路線記述，更清楚地反映了唐代中外陸路交通路線的脈絡。
加上之前的《法顯傳》、《宋雲行紀》，幾部著作在時間上連續性的記載， 對於後世比較完整地研究古代中國對外交通等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回程抄了近路4年回國
雖然關於玄奘西行的線路仍有很多地段難以確鑿考證，但大的路線還是可以勾勒出來的。據介永強的考證，玄奘西行及返程的線路為：從長安出發，經隴山古道，歷秦州、蘭州、涼州、瓜州，出玉門關後，渡莫賀延磧，到伊吾，至高昌，從高昌繼續西行，至「阿耆尼國……西南行……至屈支國……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蔥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西行四五十里， 至怛邏私城……」
怛邏私即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玄奘從此出發又經過赭時(今烏茲別克斯坦之塔什干)、康國(即撒馬爾罕)、羯霜那國(今烏茲別克斯坦之沙赫里夏勃茲)，又西南行200多里至鐵門(今烏茲別克斯坦恰克恰里山口)，再循東南方向渡阿姆河，經吐火羅斯坦至印度。他是先沿著絲路東段關隴南道西行，然後在西域境內依絲路中段中道， 最後循著絲路西段北道前行。
貞觀十六年(641)，玄奘起程回國，他溯恆河西北行，渡印度河上游，經今阿富汗喀布爾河流域進入吐火羅國故地，再穿過瓦罕走廊達摩悉鐵帝國(瓦罕之南)、東行至波謎羅川(即瓦罕河谷)越過蔥嶺， 至揭盤陀國(今新疆塔什庫爾干)，但未從絲路中段西域南道東行，而是經烏鎩國(今新疆莎車)，繞道佉沙國(今新疆疏勒)、斫句迦國(今新疆葉城)到達瞿薩旦那國(今新疆和田)，由西域南道，經尼壤(今新疆民豐)、折摩馱那國(今新疆且末)、納縛波故國(今新疆若羌)，到達羅布泊地區，再到敦煌，沿絲路東段南道，於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到唐長安。
1300多年前，玄奘大師從長安出發前往印度取經，開啟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序幕，並立下誓言：寧可西去一步死，不願東退半步生。
玄奘是一位中世紀的求法僧人，他是偉大的探險家、哲學家兼外交家。本書敘述了身為探險家的他，不但橫渡了凶險絕地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更跋涉亞洲三大最高山脈間的冰山，穿越印度次大陸及熱帶叢林區……歷經重重地危難，為中國及印度兩大文明古國，首開文化交流的門戶，在亞洲可說是家喻戶曉，成就正如西方的馬可波羅無人不知。
這是一本可讀性甚高的傳記，被譽為中印文化之光的玄奘大師為求真理走大漢、越峻嶺，展現大無畏的精神；膽識中有慈悲，圓融中有堅持。作者能夠採循玄奘大師取經之路，實地走訪，並且旁徵博引資料，對比東西人物，通俗中見嚴謹，使讀者彷彿親炙大師風采，不啻為現代版的《大唐西域記》。
如果沒有《西遊記》，「唐僧取經」應該不可能成為中國幾乎人人知曉的故事。小說里的妖魔鬼怪在現實當中的確是沒有的，但當年「唐僧」，也即玄奘的西行求法，其傳奇色彩和艱苦程度較之小說中不但並無遜色，可能猶有過之。玄奘西行五萬餘里，歷時17年，行經當時的110個國家。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說， 他並不算是一位真正的地理學家，他的西行也是藉助了當時已經開闢的路線，但他留下的《大唐西域記》仍然是今人認識古代中印交通的重要參考文獻。
為西行取經「偷渡」出境
在《西遊記》中，玄奘父母在船上被奸人所害，剛剛出生的他也差點遭滅口，多虧母親偷偷將他放入木盆順江漂走，在漂過金山寺時被法明和尚所救，才有了後來的一代高僧。那麼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
玄奘俗名姓陳，據說為東漢名臣陳寔的後代，曾祖陳欽曾任太守，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惠在隋代曾任江陵縣令，大業末年辭官隱居，此後潛心儒學。他有三個哥哥，二哥陳素，早年於洛陽凈土寺出家，以講經說法聞名於世，號長捷法師。玄奘年少聰慧，也很早就聞名鄉里。
玄奘西行求法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當時是中國由繁榮的學派佛教向宗派佛教的過渡時期。他發現當時佛教界對同一經典的詮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而歧義百出，所以立下了到天竺去求取佛教原典的志向。而在他之前，中國西行的僧人已有不少，其中晉代法顯的成功及其所撰寫的《佛國記》的巨大影響，激發了他的決心。
《西遊記》 中，玄奘出發前唐太宗李世民親自送行，並有兩人結拜之舉，故而書中稱其為「御弟」。其實歷史上並非如此。初唐時期國家尚未完全安定，邊界地區尤其不穩，國人出境受到嚴格限制。玄奘幾次申請「通關文牒」都未獲批准。貞觀三年(629年)，長安大災，官府允許百姓「隨豐就食」，也即到有糧食的地區去找飯吃。玄奘就混在災民的隊伍中，出長安，過天水，到達了涼州(今甘肅武威)。
涼州是古絲綢之路的要衝，也是軍事要地。玄奘在此住了幾天，就踏上西行之旅。但涼州都督李大亮嚴格執行邊境管理制度，派人將他追回。既然走不了，玄奘就在涼州為僧俗講解佛法，影響甚大。聽眾中有當時的河西佛教領袖、涼州慧威法師，他有感於玄奘的決心和宏願，遂密派兩位弟子趁夜偷偷送玄奘出關，到達今甘肅安西縣東。此時涼州都督的飛騎也趕到了，讓瓜州刺史李昌攔截玄奘。但瓜州刺史李昌崇信佛教，帶著公文，到玄奘住處當面將之撕毀，並向他詳細介紹了西出玉門關的情況，又資助了一匹白馬。一個月後，玄奘乘著白馬，獨自踏上西行之路。
17年後，玄奘返國再次經過涼州時，受到的則是「國禮」的待遇。在這裡他再次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慧威法師。雖是世外高人，但久別重逢，想必也難免噓唏。而他抵達長安之後，也終於獲得了李世民的隆重接待。
極大促進了中外交通的開拓
研究者指出，中國古代對外交通路線的形成和發展與佛教文化交流的關係十分密切。特別是在中古時期(漢至唐)，佛教僧侶西行求法，東來傳教，或陸路或海路，往返於中國本土與域外諸國之間，是古代東、西方交通往來的重要內容，客觀上促進了中古中國對外交通路線的開拓和發展。
按照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介永強的說法，佛教傳入之初，東漢末年即有外國僧人來華譯經。隋唐時期，佛法經像盛於中國，可查的唐代外來高僧就多達五六十人。
而西行求法之第一人，為曹魏時期的朱士行。他當時抵達了西域的于闐。到了東晉南朝之際，法顯的西行最為著名。他從長安出發，經過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到達印度。
介永強指出：「有唐一代，中國僧人掀起西行求法運動的新高潮，西行人數之多，遊歷地區之廣， 空前絕後。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者首推玄奘法師。」
介永強認為：「中古時期，佛教高僧大德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 『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著其先鞭，導夫先路，極大地促進了中古中外交通的開拓和發展。中古中外交通路線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論其功績，除了商人，無出緇流沙門之右者。」
玄奘西行誕生了兩部重要的著作：《大唐西域記》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前者記述了玄奘西行親身經歷的110個以及傳聞聽說的28個城邦、國家、地區的歷史地理，其中對地理位置、山川地形、城鎮都邑、道路關隘的記載，成為後世學者研究中西交通路線時比定地名的指針。後者則按玄奘經行的路線記述，更清楚地反映了唐代中外陸路交通路線的脈絡。
加上之前的《法顯傳》、《宋雲行紀》，幾部著作在時間上連續性的記載， 對於後世比較完整地研究古代中國對外交通等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回程抄了近路4年回國
雖然關於玄奘西行的線路仍有很多地段難以確鑿考證，但大的路線還是可以勾勒出來的。據介永強的考證，玄奘西行及返程的線路為：從長安出發，經隴山古道，歷秦州、蘭州、涼州、瓜州，出玉門關後，渡莫賀延磧，到伊吾，至高昌，從高昌繼續西行，至「阿耆尼國……西南行……至屈支國……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蔥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西行四五十里， 至怛邏私城……」
怛邏私即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玄奘從此出發又經過赭時(今烏茲別克斯坦之塔什干)、康國(即撒馬爾罕)、羯霜那國(今烏茲別克斯坦之沙赫里夏勃茲)，又西南行200多里至鐵門(今烏茲別克斯坦恰克恰里山口)，再循東南方向渡阿姆河，經吐火羅斯坦至印度。他是先沿著絲路東段關隴南道西行，然後在西域境內依絲路中段中道， 最後循著絲路西段北道前行。
貞觀十六年(641)，玄奘起程回國，他溯恆河西北行，渡印度河上游，經今阿富汗喀布爾河流域進入吐火羅國故地，再穿過瓦罕走廊達摩悉鐵帝國(瓦罕之南)、東行至波謎羅川(即瓦罕河谷)越過蔥嶺， 至揭盤陀國(今新疆塔什庫爾干)，但未從絲路中段西域南道東行，而是經烏鎩國(今新疆莎車)，繞道佉沙國(今新疆疏勒)、斫句迦國(今新疆葉城)到達瞿薩旦那國(今新疆和田)，由西域南道，經尼壤(今新疆民豐)、折摩馱那國(今新疆且末)、納縛波故國(今新疆若羌)，到達羅布泊地區，再到敦煌，沿絲路東段南道，於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到唐長安。
作者簡介
莎莉‧哈維‧芮根斯 (Sally Hovey Wrigging)
作家、教師，曾兩度旅居斯里蘭卡，夫婿為美國駐斯里蘭卡前任大使。
芮根斯女士在斯里蘭卡隨高僧學佛，而她對玄奘大師的興趣起於1977年，英文版《西遊記》問世之時。
此後，她便開始以玄奘大師取經的歷程撰文多篇，並刊豊於《Archaeology》與《Orientations》上。
譯者簡介
杜默
資深文字工作者，曾任出版社主編、雜誌執行副總編輯，歷任首都、自立、中晚、中時等報國際組，現為報社國際新聞中心撰述委員，譯作有《聖經密碼》、《我家小孩的前世》、《毒菌與美食》、《東方與西方》、《行銷學》、《海洋之歌》等。
莎莉‧哈維‧芮根斯 (Sally Hovey Wrigging)
作家、教師，曾兩度旅居斯里蘭卡，夫婿為美國駐斯里蘭卡前任大使。
芮根斯女士在斯里蘭卡隨高僧學佛，而她對玄奘大師的興趣起於1977年，英文版《西遊記》問世之時。
此後，她便開始以玄奘大師取經的歷程撰文多篇，並刊豊於《Archaeology》與《Orientations》上。
譯者簡介
杜默
資深文字工作者，曾任出版社主編、雜誌執行副總編輯，歷任首都、自立、中晚、中時等報國際組，現為報社國際新聞中心撰述委員，譯作有《聖經密碼》、《我家小孩的前世》、《毒菌與美食》、《東方與西方》、《行銷學》、《海洋之歌》等。
導讀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 腓德烈•摩特
第七世紀時，大唐僧人玄奘為了窮本溯源，深人經藏，遂西遊天居二長達十六年，在戒日三時代的印度求法，這是人類史上的一大盛事，不僅照亮了一段中印文化交流史，對中華文化臻於成熟輝煌，也產生了最深遠的影響，更刻畫出大乘佛教經中國傳人亞洲內陸與束亞的沿革，為人釆佛教史揭開一頁新猷。我們一從書中親炙玄奘，佛教信仰和書中陳述這位求法僧人和他在中國 、 中亞與印度途中遇合的一人一物，便立刻了然於胸。全書本著共嗚和敘事技巧，栩栩如生地呈現作者莎莉‧哈維‧芮根斯 雖然對佛教信仰沒有特別的鑽研，仍不免深受激盪，亟欲瞭解這位偉人的過人之處；玄奘的故事深深觸動作者心弦，各位讀者想必也會心有戚戚焉。作者以生花妙筆將玄奘行誼傳達給讀者，令人開卷難忘，可說是本書的一大成就。
苒根斯女士撰寫本書的手法，有幾點特別值得一提。其中之一是，她蒐集了大量的圖表，從她自已實地拍攝，乃至翻拍地圖、攝自藝術作品和建築的照片等，不一而足，都與她的敘述有直接的關聯，兩者可說是相得益彰。另外一點則是，她循著玄奘西遊的路線，把在中國、中亞、阿富汗和印度實地觀察所得，再做別出心裁的運用；她為讀者描繪出最令她印象鮮明的人物和自然景觀，重現一千四百年前玄奘在這些地方的所見所聞。她往往著墨於一般市井小民的生活景象 , 乍看之下似乎無關閎旨，實則藉此提醒讀者，主人翁大勇行徑中的人性層面。
她在引領讀者融人場景的情境之餘，對於相關的輔助學問也有很精闢的敘述。因此，讀者在如臨現場之際，對學者專家所看重的玄奘西遊記的重要性，也能稍有領會。當然，她不是以專家專論的手法，鉅細靡遺或嬋精竭智地追究所有的學術細節。相反的，在這曉暢易解的作品中，她是以最通俗的學術寫作模式，善用文獻，萃取其中菁華，提醒我們史實和各家詮釋的根本重點所在。我認為，她負責的態度比起在這一門學問上卓然有成的前輩不遑多讓，這一點是足堪嘉許的。事實上，她的前輩們所留給我們的玄奘形象，稱不上完整圓滿，而本書字裡行問對這位「求法宗師」的描述，卻能把我們對玄奘形象的瞭解和評價帶進嶄新的境界。
碰到這麼一位個人成就非凡，在人類文化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我們也許會問，若是少了他，歷史是否會改寫。雖然歷史是「據實而錄」，但這種非歷史性的問題，卻有助於我們更正確地評估史實。少了玄奘，所謂的佛教仍然會逐漸在中華文化裡扮演主流角色，這是毋庸置疑的0 因為，公元五九六的發展也臻於最高舉。大唐開國時，佛教已在中土落地生根了六百年，而且，它從一開始就是庶民宗教，往往跟中原本土的道教混同，並逐漸普獲認同，儼然成為千餘年前發源於華北的宗教和思想上的一大體系。在玄奘以前的數百年問，就有不少中原人士以求法僧的身分，從陸路或束南亞水路前往印度、或印度所控制的中亞地區，直接學習佛法。此外，也有許多印度和中亞地區的高僧前來中原，把佛典和修行法門傳人中土 。中原和各地商人往來於束西亞或南亞的商路上，其中更有許多 熱忱的佛門弟子 ，從西北地方循內地絲路等不同路徑進人北印度。中土百姓護持日漸勃興的僧 、 院、寺、社已有相當時日，使得宗教社團得以維繫。少年玄奘之所以會興起前往佛教源頭求法的念頭，實是因為前人在把佛陀的真理傳人中土百姓之問，已經卓然有成的綠故。
不過，即使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我們仍不得不承認，若是少了玄奘，中國佛教的性格必會大異其趣。他求法的結果，以及他身兼宗師、翻譯家與學者的身分，最能顯示他歷史地位的成就 ,’ 包括下列幾項•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 腓德烈•摩特
第七世紀時，大唐僧人玄奘為了窮本溯源，深人經藏，遂西遊天居二長達十六年，在戒日三時代的印度求法，這是人類史上的一大盛事，不僅照亮了一段中印文化交流史，對中華文化臻於成熟輝煌，也產生了最深遠的影響，更刻畫出大乘佛教經中國傳人亞洲內陸與束亞的沿革，為人釆佛教史揭開一頁新猷。我們一從書中親炙玄奘，佛教信仰和書中陳述這位求法僧人和他在中國 、 中亞與印度途中遇合的一人一物，便立刻了然於胸。全書本著共嗚和敘事技巧，栩栩如生地呈現作者莎莉‧哈維‧芮根斯 雖然對佛教信仰沒有特別的鑽研，仍不免深受激盪，亟欲瞭解這位偉人的過人之處；玄奘的故事深深觸動作者心弦，各位讀者想必也會心有戚戚焉。作者以生花妙筆將玄奘行誼傳達給讀者，令人開卷難忘，可說是本書的一大成就。
苒根斯女士撰寫本書的手法，有幾點特別值得一提。其中之一是，她蒐集了大量的圖表，從她自已實地拍攝，乃至翻拍地圖、攝自藝術作品和建築的照片等，不一而足，都與她的敘述有直接的關聯，兩者可說是相得益彰。另外一點則是，她循著玄奘西遊的路線，把在中國、中亞、阿富汗和印度實地觀察所得，再做別出心裁的運用；她為讀者描繪出最令她印象鮮明的人物和自然景觀，重現一千四百年前玄奘在這些地方的所見所聞。她往往著墨於一般市井小民的生活景象 , 乍看之下似乎無關閎旨，實則藉此提醒讀者，主人翁大勇行徑中的人性層面。
她在引領讀者融人場景的情境之餘，對於相關的輔助學問也有很精闢的敘述。因此，讀者在如臨現場之際，對學者專家所看重的玄奘西遊記的重要性，也能稍有領會。當然，她不是以專家專論的手法，鉅細靡遺或嬋精竭智地追究所有的學術細節。相反的，在這曉暢易解的作品中，她是以最通俗的學術寫作模式，善用文獻，萃取其中菁華，提醒我們史實和各家詮釋的根本重點所在。我認為，她負責的態度比起在這一門學問上卓然有成的前輩不遑多讓，這一點是足堪嘉許的。事實上，她的前輩們所留給我們的玄奘形象，稱不上完整圓滿，而本書字裡行問對這位「求法宗師」的描述，卻能把我們對玄奘形象的瞭解和評價帶進嶄新的境界。
碰到這麼一位個人成就非凡，在人類文化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我們也許會問，若是少了他，歷史是否會改寫。雖然歷史是「據實而錄」，但這種非歷史性的問題，卻有助於我們更正確地評估史實。少了玄奘，所謂的佛教仍然會逐漸在中華文化裡扮演主流角色，這是毋庸置疑的0 因為，公元五九六的發展也臻於最高舉。大唐開國時，佛教已在中土落地生根了六百年，而且，它從一開始就是庶民宗教，往往跟中原本土的道教混同，並逐漸普獲認同，儼然成為千餘年前發源於華北的宗教和思想上的一大體系。在玄奘以前的數百年問，就有不少中原人士以求法僧的身分，從陸路或束南亞水路前往印度、或印度所控制的中亞地區，直接學習佛法。此外，也有許多印度和中亞地區的高僧前來中原，把佛典和修行法門傳人中土 。中原和各地商人往來於束西亞或南亞的商路上，其中更有許多 熱忱的佛門弟子 ，從西北地方循內地絲路等不同路徑進人北印度。中土百姓護持日漸勃興的僧 、 院、寺、社已有相當時日，使得宗教社團得以維繫。少年玄奘之所以會興起前往佛教源頭求法的念頭，實是因為前人在把佛陀的真理傳人中土百姓之問，已經卓然有成的綠故。
不過，即使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我們仍不得不承認，若是少了玄奘，中國佛教的性格必會大異其趣。他求法的結果，以及他身兼宗師、翻譯家與學者的身分，最能顯示他歷史地位的成就 ,’ 包括下列幾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