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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多年前，玄奘大師從長安出發前往印度取經，開啟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序幕，並立下誓言：寧可西去一步死，不願東退半步生。

　　玄奘是一位中世紀的求法僧人，他是偉大的探險家、哲學家兼外交家。本書敘述了身為探險家的他，不但橫渡了凶險絕地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更跋涉亞洲三大最高山脈間的冰山，穿越印度次大陸及熱帶叢林區……歷經重重地危難，為中國及印度兩大文明古國，首開文化交流的門戶，在亞洲可說是家喻戶曉，成就正如西方的馬可波羅無人不知。

　　這是一本可讀性甚高的傳記，被譽為中印文化之光的玄奘大師為求真理走大漢、越峻嶺，展現大無畏的精神；膽識中有慈悲，圓融中有堅持。作者能夠採循玄奘大師取經之路，實地走訪，並且旁徵博引資料，對比東西人物，通俗中見嚴謹，使讀者彷彿親炙大師風采，不啻為現代版的《大唐西域記》。

　　如果沒有《西遊記》，「唐僧取經」應該不可能成為中國幾乎人人知曉的故事。小說里的妖魔鬼怪在現實當中的確是沒有的，但當年「唐僧」，也即玄奘的西行求法，其傳奇色彩和艱苦程度較之小說中不但並無遜色，可能猶有過之。玄奘西行五萬餘里，歷時17年，行經當時的110個國家。雖然從嚴格意義上說， 他並不算是一位真正的地理學家，他的西行也是藉助了當時已經開闢的路線，但他留下的《大唐西域記》仍然是今人認識古代中印交通的重要參考文獻。

　　為西行取經「偷渡」出境

　　在《西遊記》中，玄奘父母在船上被奸人所害，剛剛出生的他也差點遭滅口，多虧母親偷偷將他放入木盆順江漂走，在漂過金山寺時被法明和尚所救，才有了後來的一代高僧。那麼真實情況究竟如何呢？

　　玄奘俗名姓陳，據說為東漢名臣陳寔的後代，曾祖陳欽曾任太守，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惠在隋代曾任江陵縣令，大業末年辭官隱居，此後潛心儒學。他有三個哥哥，二哥陳素，早年於洛陽凈土寺出家，以講經說法聞名於世，號長捷法師。玄奘年少聰慧，也很早就聞名鄉里。

　　玄奘西行求法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當時是中國由繁榮的學派佛教向宗派佛教的過渡時期。他發現當時佛教界對同一經典的詮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因而歧義百出，所以立下了到天竺去求取佛教原典的志向。而在他之前，中國西行的僧人已有不少，其中晉代法顯的成功及其所撰寫的《佛國記》的巨大影響，激發了他的決心。

　　《西遊記》 中，玄奘出發前唐太宗李世民親自送行，並有兩人結拜之舉，故而書中稱其為「御弟」。其實歷史上並非如此。初唐時期國家尚未完全安定，邊界地區尤其不穩，國人出境受到嚴格限制。玄奘幾次申請「通關文牒」都未獲批准。貞觀三年(629年)，長安大災，官府允許百姓「隨豐就食」，也即到有糧食的地區去找飯吃。玄奘就混在災民的隊伍中，出長安，過天水，到達了涼州(今甘肅武威)。

　　涼州是古絲綢之路的要衝，也是軍事要地。玄奘在此住了幾天，就踏上西行之旅。但涼州都督李大亮嚴格執行邊境管理制度，派人將他追回。既然走不了，玄奘就在涼州為僧俗講解佛法，影響甚大。聽眾中有當時的河西佛教領袖、涼州慧威法師，他有感於玄奘的決心和宏願，遂密派兩位弟子趁夜偷偷送玄奘出關，到達今甘肅安西縣東。此時涼州都督的飛騎也趕到了，讓瓜州刺史李昌攔截玄奘。但瓜州刺史李昌崇信佛教，帶著公文，到玄奘住處當面將之撕毀，並向他詳細介紹了西出玉門關的情況，又資助了一匹白馬。一個月後，玄奘乘著白馬，獨自踏上西行之路。

　　17年後，玄奘返國再次經過涼州時，受到的則是「國禮」的待遇。在這裡他再次見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慧威法師。雖是世外高人，但久別重逢，想必也難免噓唏。而他抵達長安之後，也終於獲得了李世民的隆重接待。

　　極大促進了中外交通的開拓

　　研究者指出，中國古代對外交通路線的形成和發展與佛教文化交流的關係十分密切。特別是在中古時期(漢至唐)，佛教僧侶西行求法，東來傳教，或陸路或海路，往返於中國本土與域外諸國之間，是古代東、西方交通往來的重要內容，客觀上促進了中古中國對外交通路線的開拓和發展。

　　按照陝西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介永強的說法，佛教傳入之初，東漢末年即有外國僧人來華譯經。隋唐時期，佛法經像盛於中國，可查的唐代外來高僧就多達五六十人。

　　而西行求法之第一人，為曹魏時期的朱士行。他當時抵達了西域的于闐。到了東晉南朝之際，法顯的西行最為著名。他從長安出發，經過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到達印度。

　　介永強指出：「有唐一代，中國僧人掀起西行求法運動的新高潮，西行人數之多，遊歷地區之廣， 空前絕後。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者首推玄奘法師。」

　　介永強認為：「中古時期，佛教高僧大德或逾越流沙，或泛漾洪波， 『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著其先鞭，導夫先路，極大地促進了中古中外交通的開拓和發展。中古中外交通路線的承前啟後，繼往開來，論其功績，除了商人，無出緇流沙門之右者。」

　　玄奘西行誕生了兩部重要的著作：《大唐西域記》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前者記述了玄奘西行親身經歷的110個以及傳聞聽說的28個城邦、國家、地區的歷史地理，其中對地理位置、山川地形、城鎮都邑、道路關隘的記載，成為後世學者研究中西交通路線時比定地名的指針。後者則按玄奘經行的路線記述，更清楚地反映了唐代中外陸路交通路線的脈絡。

　　加上之前的《法顯傳》、《宋雲行紀》，幾部著作在時間上連續性的記載， 對於後世比較完整地研究古代中國對外交通等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回程抄了近路4年回國

　　雖然關於玄奘西行的線路仍有很多地段難以確鑿考證，但大的路線還是可以勾勒出來的。據介永強的考證，玄奘西行及返程的線路為：從長安出發，經隴山古道，歷秦州、蘭州、涼州、瓜州，出玉門關後，渡莫賀延磧，到伊吾，至高昌，從高昌繼續西行，至「阿耆尼國……西南行……至屈支國……西行六百餘里，經小沙磧，至跋祿迦國……西北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此則蔥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行四百餘里，至大清池……清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水城。城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自素葉水城，至羯霜那國……素葉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西行四五十里， 至怛邏私城……」

　　怛邏私即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玄奘從此出發又經過赭時(今烏茲別克斯坦之塔什干)、康國(即撒馬爾罕)、羯霜那國(今烏茲別克斯坦之沙赫里夏勃茲)，又西南行200多里至鐵門(今烏茲別克斯坦恰克恰里山口)，再循東南方向渡阿姆河，經吐火羅斯坦至印度。他是先沿著絲路東段關隴南道西行，然後在西域境內依絲路中段中道， 最後循著絲路西段北道前行。

　　貞觀十六年(641)，玄奘起程回國，他溯恆河西北行，渡印度河上游，經今阿富汗喀布爾河流域進入吐火羅國故地，再穿過瓦罕走廊達摩悉鐵帝國(瓦罕之南)、東行至波謎羅川(即瓦罕河谷)越過蔥嶺， 至揭盤陀國(今新疆塔什庫爾干)，但未從絲路中段西域南道東行，而是經烏鎩國(今新疆莎車)，繞道佉沙國(今新疆疏勒)、斫句迦國(今新疆葉城)到達瞿薩旦那國(今新疆和田)，由西域南道，經尼壤(今新疆民豐)、折摩馱那國(今新疆且末)、納縛波故國(今新疆若羌)，到達羅布泊地區，再到敦煌，沿絲路東段南道，於貞觀十九年(645年)回到唐長安。

作者簡介

莎莉‧哈維‧芮根斯 (Sally Hovey Wrigging)

　　作家、教師，曾兩度旅居斯里蘭卡，夫婿為美國駐斯里蘭卡前任大使。
　　芮根斯女士在斯里蘭卡隨高僧學佛，而她對玄奘大師的興趣起於1977年，英文版《西遊記》問世之時。
　　此後，她便開始以玄奘大師取經的歷程撰文多篇，並刊豊於《Archaeology》與《Orientations》上。

譯者簡介

杜默

　　資深文字工作者，曾任出版社主編、雜誌執行副總編輯，歷任首都、自立、中晚、中時等報國際組，現為報社國際新聞中心撰述委員，譯作有《聖經密碼》、《我家小孩的前世》、《毒菌與美食》、《東方與西方》、《行銷學》、《海洋之歌》等。

導讀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名譽教授　腓德烈•摩特

　　第七世紀時，大唐僧人玄奘為了窮本溯源，深人經藏，遂西遊天居二長達十六年，在戒日三時代的印度求法，這是人類史上的一大盛事，不僅照亮了一段中印文化交流史，對中華文化臻於成熟輝煌，也產生了最深遠的影響，更刻畫出大乘佛教經中國傳人亞洲內陸與束亞的沿革，為人釆佛教史揭開一頁新猷。我們一從書中親炙玄奘，佛教信仰和書中陳述這位求法僧人和他在中國 、 中亞與印度途中遇合的一人一物，便立刻了然於胸。全書本著共嗚和敘事技巧，栩栩如生地呈現作者莎莉‧哈維‧芮根斯 雖然對佛教信仰沒有特別的鑽研，仍不免深受激盪，亟欲瞭解這位偉人的過人之處；玄奘的故事深深觸動作者心弦，各位讀者想必也會心有戚戚焉。作者以生花妙筆將玄奘行誼傳達給讀者，令人開卷難忘，可說是本書的一大成就。

　　苒根斯女士撰寫本書的手法，有幾點特別值得一提。其中之一是，她蒐集了大量的圖表，從她自已實地拍攝，乃至翻拍地圖、攝自藝術作品和建築的照片等，不一而足，都與她的敘述有直接的關聯，兩者可說是相得益彰。另外一點則是，她循著玄奘西遊的路線，把在中國、中亞、阿富汗和印度實地觀察所得，再做別出心裁的運用；她為讀者描繪出最令她印象鮮明的人物和自然景觀，重現一千四百年前玄奘在這些地方的所見所聞。她往往著墨於一般市井小民的生活景象 , 乍看之下似乎無關閎旨，實則藉此提醒讀者，主人翁大勇行徑中的人性層面。

　　她在引領讀者融人場景的情境之餘，對於相關的輔助學問也有很精闢的敘述。因此，讀者在如臨現場之際，對學者專家所看重的玄奘西遊記的重要性，也能稍有領會。當然，她不是以專家專論的手法，鉅細靡遺或嬋精竭智地追究所有的學術細節。相反的，在這曉暢易解的作品中，她是以最通俗的學術寫作模式，善用文獻，萃取其中菁華，提醒我們史實和各家詮釋的根本重點所在。我認為，她負責的態度比起在這一門學問上卓然有成的前輩不遑多讓，這一點是足堪嘉許的。事實上，她的前輩們所留給我們的玄奘形象，稱不上完整圓滿，而本書字裡行問對這位「求法宗師」的描述，卻能把我們對玄奘形象的瞭解和評價帶進嶄新的境界。

　　碰到這麼一位個人成就非凡，在人類文化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我們也許會問，若是少了他，歷史是否會改寫。雖然歷史是「據實而錄」，但這種非歷史性的問題，卻有助於我們更正確地評估史實。少了玄奘，所謂的佛教仍然會逐漸在中華文化裡扮演主流角色，這是毋庸置疑的0 因為，公元五九六的發展也臻於最高舉。大唐開國時，佛教已在中土落地生根了六百年，而且，它從一開始就是庶民宗教，往往跟中原本土的道教混同，並逐漸普獲認同，儼然成為千餘年前發源於華北的宗教和思想上的一大體系。在玄奘以前的數百年問，就有不少中原人士以求法僧的身分，從陸路或束南亞水路前往印度、或印度所控制的中亞地區，直接學習佛法。此外，也有許多印度和中亞地區的高僧前來中原，把佛典和修行法門傳人中土 。中原和各地商人往來於束西亞或南亞的商路上，其中更有許多 熱忱的佛門弟子 ，從西北地方循內地絲路等不同路徑進人北印度。中土百姓護持日漸勃興的僧 、 院、寺、社已有相當時日，使得宗教社團得以維繫。少年玄奘之所以會興起前往佛教源頭求法的念頭，實是因為前人在把佛陀的真理傳人中土百姓之問，已經卓然有成的綠故。

　　不過，即使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我們仍不得不承認，若是少了玄奘，中國佛教的性格必會大異其趣。他求法的結果，以及他身兼宗師、翻譯家與學者的身分，最能顯示他歷史地位的成就 ,’ 包括下列幾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