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田出版

　　台大中文系教授──鄭毓瑜全新論文集
　　自晚清民初的知識割裂、語言西化衝擊，
　　論至漢語文化在句讀、文法上的種種演變。
　　不僅回應了一九一七年胡適、陳獨秀力倡的文學革命，
　　更完整呈現古典和現代質地的激盪碰撞！

　　鄭毓瑜教授有感於當「漢語詩」逐漸演變成為「現代詩」，其中的「現代質地」更必須回到漢語脈絡來討論。她解析了晚清民初以來，漢語文化系統面對新語詞、新學科、英語文法等外來衝擊的種種回應，以及不斷內省「如何向新世界開口發聲？」、「如何重建與世界的新關係？」不論是新詞，或是原來已經使用的舊詞，作者坦言當語言成為思考對象或者翻新意旨，都足以作為考察自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思想、感知及語文表現種種變遷的軌跡。因此鄭毓瑜教授詳實地從語法學、音韻學、修辭學、文字學等不同領域，研究探討漢語新思維的轉身與蛻變。

　　本書重新探索「文法」與「句讀」相迎應的動態過程，勾勒自詩界革命以來的漢語詩論述，如何在技術體系、工業文明的惘惘憂懼中，引生從語音分節到姿態節奏、從語序連斷到活軟肌理的種種說法；其中由足之進止來往，模擬往復力動的心聲意態，並同步體現由物我「相與（相感）」至於「相對」的意象旋轉與存有變動，一個不能被當代語言學所設定，而必須由身體自我來進行重設的語言現象，其實早已經在二十世紀初期宣告了漢語詩自己的「現代」轉向！

名人推薦

　　什麼是詩？何謂詩國？革命是否仍有其必要？鄭毓瑜教授探勘古典資源，重新為白話詩歌作出定義，並擬想詩學未來。她以「姿」與「言」為準，所提倡的「抒情傳統」本身就不妨是推翻前人的嘗試。誠如她的自許，她的志之所之不僅是「新詩」學，更是「新」詩學。──王德威（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作者簡介

鄭毓瑜

　　鄭毓瑜教授為國立台灣大學講座教授，中文系特聘教授，在學術研究方面，鄭教授擅長結合中西人文思潮，為古典文學開拓具有前瞻性與跨領域的視野，其中關於「空間」、「身體」與「抒情傳統」的論述尤為海內外注目，近年來也致力於探討近現代知識經驗與文學表述的新關係。研究成果曾獲得中華民國教育部學術獎、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國科會傑出學者研究計畫，胡適紀念講座，台大傑出專書獎，並曾獲美國Fulbright、國科會(科技部)、蔣基會與Harvard、UCLA、UIUC、Princeton等著名學術機構獎助，出國研究或講學。著有《六朝文氣論探究》、《六朝情境美學》、《性別與家國—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等專書。

 

目錄

革命自有後來人：序《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王德威
導論　「情境」：晚清民初

博覽會與現代視線
第一章 博物連類與博覽會
第二章 「定解／多義」與「文法／句讀」的拉鋸

語音構義與姿態節奏
第三章 聲音與意義
第四章 姿態節奏

意象、肌理與現代詩形
第五章 文法、修辭與意義
第六章 意象與肌理

後記
參考書目

 

【內容連載】

序

革命自有後來人
◎王德威（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新青年》雜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項文學之道：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講求文法，不作無病呻吟，祛除陳腔濫調，不用典，不對仗，不避俗字俗語。《新青年》主編、北大教授陳獨秀旋即在二月發表〈文學革命論〉以為聲援。陳認為中國社會的黑暗不能僅以革命改造，而必須仰賴倫理、道德、文學、藝術的革新。他推動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三大主義，並視白話文為最重要的利器。

　　〈文學改良芻議〉和〈文學革命論〉引起知識界廣大迴響，成為兩年後五四運動的先聲。晚清黃遵憲已經提倡「我手寫我口」，及至梁啟超登高一呼「詩界革命」（一八九 九）。但胡適、陳獨秀帶來真正的轉折。轉折的關鍵在於文學與語言關係的全面評估，而爭議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則是以白話新詩作為文學革命的指標。

　　早在〈文學改良芻議〉發表前，胡適即已思考「詩國革命」的必要。他在〈戲和叔永再贈詩，卻寄綺城諸友〉寫道，「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如作白話文。一九一七年十月，胡適在《新青年》雜誌發表〈談新詩〉，稱當時出現的白話詩為「新詩」，取其與「舊詩」相對的意思。隨後，胡適以白話文翻譯美國詩人蒂絲黛兒 （Sara Teasdale）的詩作〈關不住了〉（Over The Roofs），聲稱這是「新詩成立的新紀元」。一九二○年胡適出版《嘗試集》，是為現代中國文學史第一本白話新詩集。

　　這場奉革命之名的新舊詩之爭由此為引線的新舊文學、文化之爭。「革命」是二十世紀初的時髦話語，所蘊含的強烈政治隱喻自不待言。據此文學史多以決然二分的修辭描述：舊詩被視為傳統糟粕，從對偶押韻到比興風雅無不陳陳相因。新詩以白話是尚，力求形式題材推陳出新，成為現代性表徵。兩相比較，進步和落伍、前衛和保守不言自明。但這樣的論述近年開始鬆動。學者已經指出現代舊詩未嘗沒有新意，新詩也不曾完全擺脫傳統。而新舊詩之別的焦點不應僅限於形式、內容和語言的比較而已，更牽涉一代文人知識份子如何看待「文學」，以及蘊含其中的世界觀。但如何進一步思考兩者的有機關係，卻少見突破。

　　在這樣的背景下，鄭毓瑜教授新著《姿與言：詩國革命新論》尤其顯得難能可貴。鄭教授專治中古詩歌，近年鑽研傳統詩學的現代意涵，尤其對「抒情傳統」的探討頗有所獲。在新著裡，鄭教授將焦點置於民國時期新舊文人對何謂「詩歌」的爭議上，以及詩歌如何現代化的理論可能。她的對話對象首先就是倡導「詩國革命」的胡適。而談論詩歌，首先必須回到語言文字問題。

　　如上所述，胡適一輩視白話文為啟蒙最重要的工具。〈文學改良芻議〉所列八項建議（一九一八年衍化為〈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的八不主義）明白表示文學革新首在推動通俗易曉、文法清晰的文字。而新詩發展的目標正是言文合一，「我手寫我口」。相對於文言的詰屈聱牙，隱晦多義，白話不但是語音語法的「自然」呈現，也是思想觀念的「自由」表徵。

　　胡適的白話文學觀當然早已受到質疑，但絕大部分的批評都僅止於分殊白話作為書寫和言說形式的古典淵源，或質疑白話（文）與方言口語的差距。鄭教授的研究則另闢蹊徑。她指出晚清民國之際，語言、文字、文法、文學的辯論遠較此複雜。小學學者如黃人、黃侃等強調「文字者，文學之單位細胞也」，而章太炎則更追本溯源，聲稱「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他們雖站在胡適對立面，但也在認真思考言、文之間的「自然關係」。他們的立論也許為新派文人所不取，鄭教授卻提醒我們，由復古而開新，未嘗不是「被壓抑的現代性」的一端。

　　一八九七年《馬氏文通》問世，以西洋文法規範為中文排列語序，分析結構，帶來典範式轉變。自此中文「文法」儼然成為日後語文的規範。彷彿透過了井然有序的文法羅列， 「中文」即可豁然開朗。然而這套文法觀念承襲彼時西方語言學的觀點與實踐，未必能照顧中文言說讀寫的方方面面。誠如黃侃所言，西洋文法專注「目治」，忽略傳統章句之學強調句讀節奏，「因聲求義」的「耳治」。這裡所牽涉的中國語言書寫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體系，不能由西方以字母為基礎的文法學所概括。更何況在此之上，中國傳統的「文」學的觀念與實踐有其獨到之處：「文」是符號言辭，也是氣質體性、文化情境，乃至天地萬物的表徵，和西方遠有不同。一九○四年清廷設立「文學科」，沿用西法，視文學為學院教程，其實簡化了傳統「文」學觀念。

　　由是觀之，胡適的「詩國革命」在五四前夕先聲奪人，正因為他直搗傳統文學的根本──詩歌，及其深遠的知識價值體系。「詩國」一詞既向文明傳統致意，也饒富現代國家民族主義的啟示。弔詭的是，胡適的「詩國革命」始終未能克竟全功，也因為他低估了詩歌文明盤根錯節的脈絡，以及感時、觀物、應世一脈相承的理路。胡適呼應《馬氏文通》式的文法學，樂觀相信只要避免無病呻吟、對仗用典、講求文法，新文學必能脫穎而出，新詩也就必能新意盎然。鄭教授卻強調，在唯新是尚的時代裡，傳統詩歌詩學儘管漸行漸遠，其實卻以各種形式滲入新詩世界。《姿與言》所致力的是，我們應當如何抽絲剝繭、「溫故而知新」？

　　鄭教授書中所提出的兩個關鍵詞，「姿」與「言」，極富論辯意義。先說「言」。「言」和詩歌的關聯性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四世紀的《書經》：「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 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首二句後來成為《樂論》的核心。言從舌，是言說，也是言辭，既是生理發聲表白的管道，也是心志抒情釋意的標記。作為身體與世界，內與外溝通的行為，言以其抑揚頓挫，一方面體現生命喜怒悲歡的情態，一方面體認為草木蟲魚、人倫天地命名的意義，正所謂「心生，言立，文明。」（《文心雕龍》）。這也就是黃侃以「文以載言」取代「文以載道」的理由。在看似瑣碎的研究裡，小學家們切切要發現「太初有言」的奧祕：一切意義「盡在言中」。

　　高友工教授在另一脈絡裡，曾指出中國語言的傳統「並不只是『文言』和『白話』的問題，而是『文字語言』和『聲傳語言』」對立的問題（〈中國語言對詩歌文字的影響〉）。近代「言文一致」運動循西方的民族國家／語言論述而起，其實不能解釋中國語言現代化的過程。高先生特別強調中文「聲語」和「文語」交相為用現象，前者所擬想的是聲音、文字之間的置換關係，而後者所著重的是聲音、文字之間的聯屬關係。就此鄭教授繼續發揮，強調語言、文字表達過程中情態與情境的重要性，不論是擬聲諧韻還是會意象形都指涉我者與他者之間綿密互動的關係。如是迴旋往復，節奏興起，韻律衍生，詩乃成為可能。

　　這就引領到鄭教授對﹁姿﹂的詮釋。姿原有姿態、姿勢、次序之意。推而廣之，又與「志」、「思」、「辭」、「次」等古韻相通互訓，因此引發聯想。鄭教授的靈感來自陳世驤教授。一九四八年陳出版陸機〈文賦〉英譯時，注意到「姿」與肢體、聲音、語言的密切關聯，並在推論至「之」義，即遠古先民根據象足前後停動所形成的節奏衍生出詩歌意象。陳日後並有專文論「姿」與西方文化中的「gesture」之關聯。鄭教授特別強調「姿」的審美、律動面向。在靜與動、重複與興發之間，姿是亮相，是間奏；是悠然暫止的狀態，也是蓄勢待發的可能。鄭教授更發現在「姿」和時間之流的辯證關係。屈原的發憤抒情，六朝詩人的感時傷逝，莫不與時間的久暫、物象的流變、以及詩人主體隨之而來的感應相通，由此興起的喜怒悲歡，都化作吟哦比興的「姿」。

　　或有識者指出，《姿與言》如此看待現代文學的發生，似乎未必照顧到現代情境所帶來的全面衝擊；新詩與舊詩的鴻溝畢竟歷歷在目。鄭教授對這樣的質疑有備而來。關於新詩「中國性」如何的爭論一個世紀以來眾說紛紜。在種種形式、題材、立場的分殊之外，鄭教授的建議是，眼前無路想回頭：作為「詩」的最新一種呈現，新詩是否仍然能「言」之有「物」？鍾「情」而多「姿」？只有在中國詩歌知識譜系學層次繼續做出探討，新詩的論辯才能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鄭教授的立論與其說是回到過去，不如說是回到未來──一種對中國詩歌「物種源起」的投射，一種烏托邦未來的興發。在她的調度下，中國現代和古典詩學呈現少見的對話密度，而她所提出的問題與觀察在在值得後之來者的追蹤。以下僅志個人所得，聊供作為討論起點。

　　貫穿《姿與言》全書的重要命題是「抒情傳統」的重新檢討。「抒情傳統」的研究是近半世紀臺灣中文學界的重要貢獻──或發明。在陳世驤、高友工等先生的引領下，早已形成可觀的隊伍，而鄭教授正是中堅一輩的佼佼者。她曾將抒情連鎖到知識論和倫理學層面（《引譬連類》），也思考抒情和身體生理、病理、物理的關係（《文本風景》）。《姿與言》則更進一步，探問「抒情傳統」與現代文學的關聯為何？在鄭教授的研究下，民國以來保守派聲韻學者、小學家從黃侃到唐鉞、胡樸安浮出歷史地表；他們對聲氣節奏，吟哦詠嘆的專注提醒我們詩歌啟動的不僅是語言文字的琢磨推敲，也是感官與世界的來往復沓。所謂聲隨意轉，辭以情發，舊詩如此，新詩亦復如此。另一方面，新詩學者詩人從朱光潛、朱自清到卞之琳、陳世驤飽受西學啟迪，卻終能在研究呂恰慈（I.A. Richards），布萊克模（R. P.Blackmur）等名家之餘，轉身在古典資源中發現對話可能。在此，新與舊、中與西的對話早已展開，細膩複雜處哪裡是胡適、陳獨秀和他們的追隨者所能理解？

　　當我們將「姿」與「言」的觀念嫁接到現代詩歌的創作解析，我們理解詩人使用白話、創新結構韻律、發掘當下題材，固然帶來古今分野，但更深的挑戰是，我們如何辨析新舊「詩」所形構的世界觀異同何在？本書第一章裡，鄭教授以「博覽會」的隱喻點明現代知識體系的變遷。博覽會分門別類，編列、展演不同時空環境現象。用海德格的話來說，其所呈現的「世界圖景」務求一目了然，彷彿天下盡可納入現代人的眼界之中。延伸開來，現代學術方法、感覺結構無不如此。但鄭教授認為「抒情」所投射的世界觀不能以視覺典範盡詳。「姿」與「言」款款律動，從身體到文體，「聲文」、「形文」、「情文」此起彼應，密響旁通，才真正賦予現代更複雜的意義。這一見解極具啟發性，但在西學「已經」影響中國身體和文體的前提下，如何辨證抒情傳統的有效性，似乎可以做出更多解讀。本書對卞之琳詩歌（〈距離的組織〉）的閱讀已為這一方向提供開端。

　　胡適、陳獨秀的白話文學觀強調透明、直接的語言、文字關聯，並以此作為衡量國家民族現代與否的標準。這一論述的疏漏早已受到批評。但絕大多數批評者本身仍受限於現代（西方）語言論述，因此只能在白話文和國家民族主義的來龍去脈上做文章。鄭教授則從聲韻學入手，指出文言、白話之爭其實有始料未及的對話可能。胡適等白話推動者嚮往「我手寫我口」，黃侃等人卻要發掘、恢復聲腔字義的原初形貌，甚至生理、心理和義理之間的微妙牽引。兩者都希望重現「語言」和「自然」的關係：前者從當下存在情境入手，後者則藉考古作為探本溯源的契機。這是鄭教授精采的發現，卻也構成她的挑戰。當她致力發覺新詩聲音（以及身體訊息）的譜系時，她也必須顧及「語音中心主義」（phonocentrism）的盲點，以及萬物有機論的誘惑（organismic fallacy）。也許有鑒於此，鄭教授特別強調「姿」與「言」必須與不同歷史情境、身心情態做出結合，啟動偶然與必然的鏈接。但她對自然、肌理、音義、文法、世界之間的關聯性的研究，仍留給我們相當想像空間。

　　一九一七年胡適、陳獨秀倡導「文學改良」、「文學革命」，曾啟發一個世代的學者文人對現代文學的嚮往。但「詩國革命」是場未完成的革命。在革命一百年以後的今天，鄭毓瑜教授吹皺一池春水，讓看來著無庸議的新詩和詩學顯現前所未見的深度。什麼是詩？何謂詩國？革命是否仍有其必要？她探勘古典資源，重新為白話詩歌作出定義，並擬想詩學未來。她以「姿」與「言」為準，所提倡的「抒情傳統」本身就不妨是推翻前人的嘗試。誠如她的自許，她的志之所之不僅是「新詩」學，更是「新」詩學。如此，「詩國革命」百年之後，《姿與言》的新意恰恰在於告別「革命」的詩國，重新發明「抒情」的傳統。

 
◎最新收錄數位時代電子書、有聲書、自出版利弊分析
◎廣納超過百份作家問卷調查結果‧列舉費茲傑羅、海明威等世界知名作家寫作方式
◎《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親身分享
◎從開始動筆到付諸出版，比《卜洛克的小說學堂》更一目了然，一本到位

▍內容簡介
從紙本時代到網路時代，有兩件事情是不變的：
一、 寫小說沒有公式
二、 身為創作者的根本目標，就是讓作品被看見
 
◎從自我定位到架構情節
1. 正確的自我定位──不為讀者而寫，而是準確找到自己天生適合的創作。
2. 撰寫大綱──為別人的小說整理大綱，練習用作家的洞察力來閱讀。
3. 好人物使讀者欲罷不能──鍛鍊描寫人物性格的技巧，愈能引起讀者共鳴，故事的誘惑就愈強大。
4. 偽造是小說的核心──運用個人經驗、知識、熟悉的背景重新排列組合，用細節能打造具有說服力的情節。

◎數位時代的出版途徑
1. 務必出版電子書和有聲書！這兩類消費者的數量正不斷上升。
2. 別指望「自費出版社」，小說家付錢給出版社出自己的書，這件事就是不合理。
3. 若預算有限、有特定目標讀者，且不考慮利潤，那麼自己來做一本書，其實不難！

《小說的八百萬種寫法》初版發行於一九七八年，書中列舉費茲傑羅、海明威等世界知名作家寫作方式，廣納超過百份作家問卷調查結果，大受讀者歡迎。在最新增訂本中，更收錄了數位時代電子書、有聲書、自出版利弊分析。卜洛克曾說：「沒有所謂的公式，每一本小說都是一次全新的經歷。」本書將讓新手備受鼓舞，讓老手重拾自信，幫助你找到屬於自己的創作與出版之路！

 
▍更多卜洛克的創作與出版建議
◎比起短篇小說，新手更應該寫長篇小說。
因為：需要的技巧比較少、比較不依賴高明的點子，而且是磨練各種寫作技巧的好機會。新手作家別要求自己以第一本小說獲得認可或金錢利益。

◎就算想到好點子，也可能必須適時地放棄。
一個點子如果能夠發展成一本書，不代表你就得將它寫成一本書，它可能根本就不是你擅長的創作類型。若受其商業潛力迷惑，可能就會看不清這個真相。

◎電子書與紙本書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如今逛書店的人變少了，電子書、網路書店已經是行銷的新戰場。然而，讀者們最珍惜、最讓人感到愉悅的還是實實在在的紙本書，尤其是質感優良的精裝本。最重要的是，紙本書往往能夠刺激電子書的銷量。

◎自費出版要考量宜大籮筐事情。
出版社提供文字編輯的服務，也意味著你的作品可能被大改特改。然而，由於寫作是寫出自己心中的想法，在校對時有可能充滿盲點。若要自行出版，你也許會需要一名編輯，或者至少一名校對人員，以確保文章用字遣詞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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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典教主恰克‧帕拉尼克解剖社群時代的創作攻略

 

作者簡介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
筆耕近六十載 風靡全球大師格調
愛倫坡獎終身大師獎得主

一九三八年出生於紐約水牛城，人生大半定居紐約市內，其創作也多以紐約為背景。創作逾八十載，是全球知名的推理小說大師。代表作為「馬修‧史卡德系列」、「雅賊系列」等。

卜洛克以類型小說為寫作框架，又自闢蹊徑，將「冷硬派」書寫推向全新境地，一向關注稠密的紐約市獨有的蒼涼與孤獨，透過犯罪事件寫出人間詩意，已臻純文學所及之高度，也使他獲得「紐約犯罪風景的行吟詩人」美譽。

卜洛克一生獲獎無數。他曾七度榮獲愛倫坡獎、十次夏姆斯獎、四次安東尼獎、兩次馬爾他之鷹獎、二○○四年英國犯罪作家協會鑽石匕首獎，以及法、德、日等國所頒發推理大獎。二○○二年，繼一九九四年愛倫坡獎當局頒發終身大師獎之後，他也獲得夏姆斯終身成就獎。二○○五年，知名線上雜誌Mystery Ink警察獎（Gumshoe Award）同樣以「終身成就獎」表彰他對犯罪推理小說的貢獻。勤奮筆耕，自一九五七年正式出道以來，已著有超過五十本書以及多部短篇小說，除上述代表作之外，還有「密探系列」、「殺手系列」等。他總樂於分享自己豐富的寫作經驗，另著有《卜洛克的小說學堂》。

作者簡介

伊恩·克蕭（Ian Kershaw）

　　英國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員，專長是二十世紀的歐洲史、德國史，也是當代納粹德國跟希特勒研究權威，代表作是兩卷本《希特勒傳》（2000年沃爾夫森歷史獎得獎作品），以及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地獄之行》與《激盪時代》。

　　克蕭師從德國歷史學家馬丁．布羅薩特（Martin Broszat），早年的他原本投入歐洲中世紀研究，關注當時的德國農民。1972年克蕭拜訪巴伐利亞，在慕尼黑的咖啡館和一位老人聊天，老人對他說：「你們英國人實在太愚蠢了，你們應該跟我們站在一起打敗布爾什維克主義，統治地球。」接著老人又補了一句：「猶太人就像人身上的蝨子！」由於這件事讓克蕭開始熱衷於了解為何德國一般民眾會支持納粹主義，他的研究取向也轉向近現代德國社會史，進而成為研究納粹主義、希特勒的頂尖學者。

譯者簡介

黃妤萱

　　畢業於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本地化領域譯者、《BBC知識》國際中文版合作譯者、自由譯者。目前書籍譯作多見於歷史領域，但仍喜歡透過翻譯拓展新知。

　　譯作包括《什麼都別說》（合譯）、《解構薇薇安．邁爾》（合譯）、《東歐百年史‧冊2：共同體的神話》等。

　　譯作賜教、工作邀約請洽：yhh.trans2020@gmail.com

●    本書分別將殖民地台灣小說中警民、通婚、抗爭、友情、混血等種族關係再現加以歷史脈絡化，分析在台日本人作家、殖民地出身的日本人作家與台灣人作家如何因應不同的時代需求，將台灣與日本不同種族之間的接觸、互動與交混，「翻譯」為具有種族、性別與階級意涵的帝國與國族主體。
●    透過各章的討論可以看到，這些文學再現分別呈現了台日知識分子在日本帝國的種族論述、政策與關係，以及兩性關係、婚姻、混血等生命政治的交錯下，建構「現代主體」想像的過程：殖民地警民關係具有階級與性別意涵的「文明」規訓與教化、種族仇恨與親密關係交錯下的「現代」主體想像、普世性友情與「大東亞」區域主體建構、異種族婚姻中日本國內與海外的「他者」與自我建構、殖民地血統混雜性被轉化為性別化國族主體的過程。
●    本書討論的小說奠基於日本帝國下殖民地台灣的歷史事件、政策與種族關係，同時又發揮文學的想像力與虛構性質，具體呈現文學等文化生產超越歷史主義的可能性與局限性。


本書以日治時期小說中的殖民地台灣種族關係書寫為探討對象，分析日本人與台灣漢人或台灣原住民之間，警民、抗爭、通婚、友情、混血等不同形態種族關係的文學再現，如何呈現日本帝國下多重的國族主體「翻譯」過程。在複雜的種族關係再現中，日本帝國如何透過「認同」與「差異」的政治操作建構種族論述，在維持民族差異與不平等權力關係的前提下，達到帝國統合與戰爭動員之目的？而不同的歷史階段的日本人作家及台灣人作家，如何建構其主體想像？在此建構過程中，文明化與現代性論述又發揮何種關鍵性的作用？
序章首先回顧英語圈學界對於歐洲帝國殖民地種族關係的討論，聚焦殖民地種族關係與相關論述，如何透過帝國本國與海外殖民地的權力關係與互動，成為跨越公私領域的現代主體建構。進而提示日本帝國與其殖民地統治之歷史脈絡，如何影響日本帝國下多重國族主體的「翻譯」機制。
第一章〈「文明」的規訓與教化：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警民關係〉，以賴和〈不如意的過年〉（一九二八）與陳虛谷〈放炮〉（一九三○）兩篇漢文小說、呂赫若〈牛車〉（一九三五）與新田淳〈池畔之家〉（一九四一）兩篇日文小說為例，探討警民關係的文學再現如何呈現殖民地「文明化」論述，將暴力壓制轉化為現代統治技術之過程。
第二章〈異種族「仇恨」與「親密」：日治時期日本人作家的台灣原住民抗日事件再現〉，討論佐藤春夫〈霧社〉（一九二五）、山部歌津子《蕃人來薩》（一九三一）、大鹿卓〈野蠻人〉（一九三五）、中村地平〈霧之蕃社〉（一九三九）等作品，如何討論原住民抗日與日本人討伐之種族對決「仇恨」，以及殖民地種族與文化同化手段的異種族通婚「親密」關係這兩個極端的種族關係，呈現何種複雜的交錯與辯證。
第三章〈左翼人道主義、南方想像與幻象顯影：「大東亞共榮圈」下的殖民地友情〉，以濱田隼雄〈扁食〉（一九四二）、龍瑛宗〈蓮霧的庭院〉（一九四三）與呂赫若〈玉蘭花〉（一九四三）三篇小說為對象，探討小說中的情感與政治心理學層面，如何呈現跨民族友情超越殖民地民族差異與權力關係之可能性與局限性。
第四章〈國族與性別的邊界協商：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台日通婚〉，以朱點人的漢文小說〈脫穎〉（一九三六）、真杉靜枝〈南方的語言〉（一九四一）、庄司總一（庄司総一）的《陳夫人》（一九四○／一九四二）、川崎傳二的〈十二月九日〉（一九四四）等日文小說為對象，探討小說中的台灣漢人與日本人異族通婚書寫如何呈現日本帝國下國族與性別的邊界協商。
第五章〈性別化的國族「血統」想像：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台日混血兒〉，以黃氏寶桃〈感情〉（一九三六）、庄司總一《陳夫人》（一九四○／一九四二）與〈月來香〉（一九四二）、小林井津志〈蓖麻的成長〉（一九四四）等小說中台灣漢人與日本人的混血兒，以及坂口䙥子的〈時計草〉（一九四二）中台灣原住民女性與日本人警察的混血兒，討論不同種族的台日混血兒書寫分別呈現何種國族與性別認同的相互建構。
終章〈未進行的去帝國與去殖民〉釐清本書對於日本人與台灣人知識分子現代主體建構的討論，如何將西方式「現代主體」的概念加以多重化、問題化。進而概述本書所釐清的日本帝國種族論述與現代主體形構過程及其遺產，如何持續在戰後至今日本與台灣的種族關係與現代主體想像中發揮作用。

 

作者簡介

朱惠足
1973年生於台東，日本名古屋大學社會資訊研究所博士，現任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沖繩文學，著有《「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麥田，2009）。近期從東亞冷戰、島嶼的觀點，進行戰後台灣與沖繩的文學與影像比較研究。

相關著作:《「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

目錄

序章
「翻譯」帝國／國族主體

第一章
「文明」的規訓與教化：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警民關係

第二章
異種族「仇恨」與「親密」：日治時期日本人作家的台灣原住民抗日事件再現

第三章
左翼人道主義、南方想像與幻象顯影：「大東亞共榮圈」下的殖民地台灣友情

第四章
國族與性別的邊界協商：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台日通婚

第五章
性別化的國族「血統」想像：殖民地台灣小說中的台日混血兒

終章
未進行的去帝國與去殖民

 

【內容連載】

序章
 
「翻譯」帝國／國族主體
　　
關於歐洲帝國殖民統治的研究，除了政治、法律、軍事、宗教與社會制度的層面，種族接觸也成為關注的重點。殖民統治建立在繁複的殖民體制與行政組織之上，但各項制度與措施的制定與推動，還是要透過不同階層的帝國代理人，才能維持殖民政權的運作。因此，歐洲殖民統治基本上可說是一群西方白人遠渡重洋到美洲、非洲、大洋洲、亞洲等地，統治另一群非西方種族原住民，進行自然與人力資源的掠奪與剝削之歷史過程。在這過程中，不同的種族與文化在不平等的殖民權力之下，進行各種接觸、壓迫、協商與交混，產生各種不同形式的種族關係。
　　
一九四八年法屬殖民地情報官員奧克塔夫．瑪諾尼（Octave Mannoni）出版的《普羅士佩羅與卡利班：殖民心理學》（Prospero and Caliban: The Psychology of Colonization）一書，便已針對關於歐洲帝國下的種族關係提出理論。在這本書當中，瑪諾尼基於幼兒成長階段性人格發展理論，將殖民地心理學視為兩種扭曲人格的交會：殖民者的「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與被殖民者的「依賴情結」（dependency complex）。在人格發展的過程中，依賴父母的孩童害怕受到父母遺棄，因而先發制人主動進行父母的遺棄，潛意識的罪惡感使其產生自卑情結。同樣地，殖民者離開本國到殖民地，也產生了遺棄的罪惡感與自卑情結。相對地，原始未開社會中的被殖民者則一直停留在孩童依賴父母的階段，維持部落中擬親子關係式的長老或祖先崇拜，沒有真正發展為獨立自主的個體。殖民者因而藉由支配被殖民者，彌補其罪惡感與自卑情結，與依賴的被殖民者形成共生關係。 一九五二年，法屬馬達加斯加島出身的精神科醫師法農（Franz Fanon）在《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一書當中，反駁馬諾尼的說法。他指出，歐洲人殖民者根本沒有自卑情結，他們雖然身為殖民地社會的少數，卻帶著優越感君臨大多數的被殖民者。同樣地，黑人被殖民者的自卑情結也並非如馬諾尼所言是一種先驗性的本質，而是在殖民地的社會與經濟結構下，受到歐洲白人的種族歧視，因而產生認同殖民者、自我否定的殖民地精神病徵。
一九九○年代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帶動後殖民研究熱潮，許多研究藉由歐洲帝國的歷史史料與文化生產，呈現超越殖民者／被殖民者、黑人／白人等二元對立的糾結複雜種族關係。瑪莉．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的《帝國之眼：旅行書寫與跨文化》（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透過十八世紀中期歐洲人在非洲與南美洲的旅行文學與探險書寫，探討殖民地如何成為原本在地理、歷史上隔離的不同種族與文化之「接觸領域」（contact zone），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下，透過並存、互動、相互理解等實踐，建立各種關係。她以跨種族的商業活動與愛情故事為例，說明歐洲殖民統治過程中除了征服、改宗、領土占有與奴役等毫不掩飾的帝國敘事，還出現了基於當時歐洲平等主義（egalitarian）價值觀的「反征服」（anti-conquest）敘事，標榜歐洲人與當地原住民之間在經濟與感情上的互惠性（reciprocity），但最後都導向白人優越性與殖民地層序的再確認。
　　
後殖民研究者羅伯特．楊（Robert J. C. Young）的《殖民欲望：理論、文化與種族的混雜性》（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探討種族主義、性與欲望之間的相互建構關係。從他的探討可知，從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期以來，歐美種族主義的建構便是奠基於對於「混雜性」的過度意識，尤其是對於跨種族性關係的跨界幻想。英國人提倡種族交混，以生產出能夠適應殖民地熱帶氣候的混血兒，卻又擔心這樣的交混會造成白人在種族上退化為土著種族。獎勵混血的主張看似開明，但真正的目的還是為了有效率地進行殖民統治。
　　
殖民史研究者安．史托蕾（Ann Stoler）針對歐洲帝國下不同殖民地的種族與性的互相建構性，提出先驅性的觀點。她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種族與欲望的教育：傅柯〈性的歷史〉與事物的殖民秩序》（Race and the Education of Desire: Foucault’s History of Sexuality and the Colonial Order of Things）中，從殖民研究的角度重新閱讀傅柯的名著《性的歷史》。她批判傅柯的十九世紀歐洲中產階級自我系譜學將歐洲帝國邊緣化，進而提出，歐洲的性的歷史同時也是帝國下的種族主義歷史。她以荷屬印尼為例，援用傅柯的社會建構論觀點，分析歐洲本國中產階級男性如何透過被殖民者原住民、在殖民地出身的混血歐洲人、下層階級的歐洲人等國內外他者，生產出種族、性與階級的殖民論述與實踐，以建構其文明、道德與自律的自我認同。
史托蕾二○○二年出版的《身體知識與帝國權力：種族與殖民統治下的親近關係》（Carnal Knowledge and Imperial Power: Race and the Intimate in Colonial Rule）以法屬越南與荷屬印尼為例，說明性的管理作為歐洲帝國殖民統治的重要環節，如何呈現殖民論述與實踐的內在矛盾。一直到一九三○年代以前，殖民政府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採取禁止歐洲女性移民，也不鼓勵歐洲人與被殖民者結婚，甚至禁止低層級的官吏或員工結婚。結果造成殖民地的歐洲人男女比例懸殊，與當地女性同居（concubinage）成為最普遍的兩性關係模式。由於同居對象的當地女性仍是僕人身分，可同時提供家事與性的服務，不僅減少這些低薪歐洲人的支出，也可協助他們在熱帶氣候與異國風俗下生存。這樣的異種族性關係在強化既有殖民階層的同時，也讓殖民地界線產生了不明確之處。尤其是，因而產生的混血兒在身體、文化感性與政治傾向三方面的混雜性，更對殖民地的種族二元劃分造成威脅。 在這樣的狀況下，歐洲人男性對女性被殖民者的性侵指控，通常會被視為出於雙方同意。相對地，男性被殖民者則被建構為具有侵略性，對歐洲人女性造成威脅，常遭受性侵的不實指控與處罰。然而，當事者的歐洲人女性也受到責怪，認為她們誘發被殖民者的欲望，沒有善盡守護歐洲家庭與中產階級形象的責任。 此外，歐洲人與家中僕人在生活起居上的密切互動，也成為受到關注的異種族關係。殖民政府認為當地人的奶媽、僕役對歐洲人或混血歐洲人孩童容易造成不良影響，必須透過「感性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培養孩童對於歐洲國族的認同。
歷史學者朱莉亞．克蘭西─史密斯（Julia Clancy-Smith）與弗蘭西斯．豪達（Frances Gouda）編輯的論文集《教化／家居化帝國：法國與荷蘭殖民主義中的種族、性別與家庭生活》（Domesticating the Empire: Race, Gender, and Family Life in French and Dutch Colonialism）當中，也以十九至二十世紀法國與荷蘭帝國的殖民地統治下的家庭生活場域為分析對象，藉由遊記、口述歷史、法庭紀錄、照片等歷史素材，探討種族論述如何透過家庭生活空間，與性別、親職等概念形成共構關係。這些研究顯示出，歐洲帝國透過不同種族的日常生活互動，將家長的溫和專制主義（paternalism）、母性主義（maternalism）等具有男性性與女性性（masculinity and feminity）性別意涵的意象，傳播到歐洲本國與海外殖民地，合理化其對於本國國民與殖民地被殖民者的支配。 論文集當中，莉塔．基普（Rita Smith Kipp）的文章〈解放彼此：荷蘭傳教士與卡羅族女性的相遇，一九○○─一九四二〉（“Emancipating Each Other: Dutch Missionaries’ Encounter with Karo Women in Sumantra, 1900-1942”）討論在印尼蘇門達臘島傳教的歐洲人新教徒試圖透過教會的教育活動，灌輸女性在家庭中的從屬地位與任務之西方觀念，卻發現在當地的卡羅族家庭與社會中女性具有崇高地位，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也並非絕對。
佩妮．愛德華茲（Penny Edwards）的〈女性化柬埔寨：一八九○年到一九三○年殖民地柬埔寨的小說、國族與同居〉（“Womanizing Indochina: Fiction, Nation, and Cohabitation in Colonial Cambodia, 1890-1930”）一文則透過二十世紀初期兩個柬埔寨的法國學者官吏的小說創作，討論殖民論述如何將柬埔寨女性建構為在地國族本質，避免法國男性與柬埔寨女性的通婚，以防止法國與柬埔寨雙方的民族血統與文化本質彼此污染而「墮落」。然而，將柬埔寨女性化的浪漫想像，部分來自於白人男性對於歐洲女性主義的厭惡，並與法國殖民母國本身的女性形象有所矛盾。 艾爾斯貝特．羅赫─施赫恩（Elsbeth Locher-Scholten）的〈雖近猶遠：一九○○年至一九四二年荷蘭的爪哇僕役殖民論述之曖昧性〉（“So Close and Yet So Far: The Ambivalence of Dutch Colonial Rhetoric on Javanese Servants in Indonesia, 1900-1942”）一文，則透過純種或混種歐洲人女性為了旅行者、剛來到印尼的歐洲人書寫的在地居家指引（household manual）與兒童文學，探討荷屬爪哇的歐洲女主人與爪哇人僕役之間既親近又遠隔的複雜關係。一方面，歐洲人殖民者在日常生活所有層面都需要依賴家中爪哇人僕役的服侍與照顧，並藉由這樣的物理與心理上的親近關係，掌控當地人僕役的他者性。然而，歐洲人同時又必須與家中僕役保持一定的距離，以維持白人的優越地位。這樣的矛盾心理不但使得爪哇人僕役每天都要面對歐洲人女性雇主在態度上的反覆無常，看似親善的「家庭」修辭，其實將在地人僕役貶抑為需要歐洲人雇主教導的孩童，遮掩了殖民統治下的種族、性別與階級不平等。
綜觀以上，九○年代以降歐洲帝國種族接觸的歷史、文學與文化研究，試圖超越殖民者／被殖民者、白人／有色人種、西方／東方、傳統／現代等既有的殖民地二元對立，探討現代中產階級種族、性別與階級的自我認同與價值觀，如何在帝國首都與殖民地的雙向互動下同時受到建構。這些研究具體顯示出，現代歐洲國家的國族認同建構除了受到歐洲國家間的競合與相互定位之影響，各國在海外殖民統治過程中與被殖民者的種族接觸經驗，也產生重要影響。 印度後殖民研究學者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主張，殖民地的權力整編目的在於殖民地「差異的支配」，與同時代歐洲本國民族國家式的「標準化的使命」有所不同。 然而，上述先行研究顯示出，歐洲帝國是在本國與殖民地之間縫合「差異的支配」與「標準化的使命」這兩種知識／權力形態，進行國族與帝國認同與主體的共構。基於這樣的認知，上述相關研究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關注到歐洲的國族、父權、性別與階級等制度、價值觀與權力關係如何透過殖民地統治移植到海外，歷經殖民地異質交混的過程後，再回流到歐洲。第二、考察的範圍從殖民地的學校、法庭等社會公共領域，擴大到通婚、孩童教養、僕役、奶媽等家庭私領域當中的種族接觸。第三、將殖民地種族關係視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雙向主體建構，釐清殖民地種族接觸下膚色、血統、語言、文化如何作為「差異」，被轉化為進化論的種族論述與權力關係。第四，藉由前殖民地時期的歷史、在地階層、階級與性別及殖民地權力之間的交錯，致力呈現從前殖民時期、殖民時期到後殖民時期，殖民主體建構與在地國族主義之間拮抗又共謀的複雜關係。
　　
羅伯特．楊曾指出，雖然殖民論述是由歐洲或歐洲衍生出來的勢力所造成，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地方的殖民論述都以類似的方式進行。我們在留意到殖民論述的內部衝突之同時，也不能忽略殖民論述在地理上與歷史上具有外部紛歧，無法以普遍的理論加以均質化。同時，為了抵抗殖民統治「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的政策，並與其他地區的反殖民獨立運動進行連帶，關於殖民論述的討論必須同時兼顧理論的普遍性與地理歷史的特殊性。
本書討論的對象為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一八九五─一九四五）。相較於遠渡重洋到其他區域進行殖民統治的西方白人帝國，日本帝國為黃種人國家對鄰近國家進行殖民統治，在種族論述、種族政策、歷史發展、互動型態等各方面，具有其特殊性。明治日本透過與西方、亞洲其他國家的種族關係，建立其現代國族與帝國認同，與歐洲帝國也有所不同。日本透過明治維新全面導入模仿西方的制度、思想與文化，以避免成為西方帝國的殖民地，並在取得台灣等海外殖民地之後，強調自身作為亞洲國家，對其他亞洲國家的殖民統治比歐洲白人帝國更具有優越性與合法性。同時，日本透過大眾傳播媒體與新成立的人類學學科，建構海外被殖民者為落後種族的刻板印象，以建構自身為現代「文明」國族的認同。
　　
舉例來說，一九○三年在日本發生的「學術人類館事件」，充分顯示日本現代種族論述建構的內在矛盾。十九世紀末期在歐洲國家舉辦的世界博覽會當中，日本的工藝品、服飾、建築等作為具有異國風情的展示品，滿足歐洲人的東方主義視線。不久之後的世紀轉換期間，日本歷經明治維新的富國強兵，先後打敗中國（一八九四）與俄國（一九○四─一九○五），成為與西方帝國並駕齊驅的強國後，也開始舉辦博覽會。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至七月三一日，日本在大阪舉辦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由日本人類學創始者坪井正五郎（一八六三─一九一三）規畫設置「學術人類館」，展示愛奴人、琉球人、朝鮮人、台灣生蕃與熟蕃、台灣土人（即漢人）、馬來人、爪哇人、印度人、土耳其人等穿著傳統服飾的亞洲與非洲民族及其生活習慣。後來，這個展示在日本的沖繩出身者與朝鮮人、中國人留學生抗議下遭到取消。 由此可窺見，歷經西化的日本同時抗拒與複製西方種族論述，以西方帝國的種族歧視視線，看待其他亞洲或非洲種族（第一個人類展示出現在一八八九年法國巴黎的世界博覽會），將自身從被觀看的對象轉化為觀看的主體，以建構亞洲其他民族「他者」與自身的現代文明國族認同。

一出生便直接踏上報廢之路，我們如何在過剩世界中苟活？

時代的難民    低端的悲吟
被廢棄的物    被遺棄的人

社會學大師包曼為世代發聲的精悍力作
殘酷檢視資本主義之下消費社會的惡性反噬！

 【內容簡介】

我們的星球已經滿載。現代化催動了資本社會鋪天蓋地的消費浪潮。過剩的產出必然肇生報銷、廢棄的致命問題，從人群到物品，都逃不過這道反噬自身的詛咒。

當代社會學大師包曼在這本宣言式的作品中，深刻點出「人類廢品」的概念。「廢棄的生命」（wasted lives）可用以指稱「多餘的」人口、移民、難民、低端社群，它是現代化的必然產物，也是追求經濟進步與文明開展時無法避免的副作用。現代化無限上綱式的全球擴張，造就了人口過剩、彼此傾軋的殘酷世界，貧者益貧，富者益富，身處底層的「無用人群」被一股看似無形卻又處處抓牢的政經力量剝奪了生機與希望，在既得利益者眼中，這些剩餘勞力是他們安逸揮霍生活的威脅與恐慌來源。時代的難民沒有通行無阻的資格。一朝為難民，終身為難民，永無翻轉之日。在這座人吃人的星球上，現代人類不留喘息地消耗資源與濫用土地，逐日耗盡一切可用能源與容納廢品的地帶。從時間到空間，我們已所剩無多。

包曼在書中巧妙運用文學隱喻展開論述，輔以反映現實的報導數據，立足眼前社會群像，凌駕整座地球的宏觀視域，那是一張貧苦與奢華並現的蒼涼地圖。此書多年前即已預言荒漠，但人類邁向廢棄處境的頹殘步伐，卻踩踏得更為深重。哲人已遠，面對大師滿懷悲願的語重心長，即將成為「現代化棄兒」的我們，必須嚴正反思。警鐘已敲響，切勿拒聽。

【導讀、推薦】

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宋國誠 
>>>專文導讀

清華大學人類所助理教授／方怡潔
社會學家、作家／李明璁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沈秀華
文化評論人／陳景輝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趙彥寧
>>> 不廢不棄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大師包曼的殷殷警語】

―― 社會地位變化複雜，前途難以預測，賺到的錢僅夠餬口，缺少任何可持續的、可靠的，或至少是長時間的安頓。一切皆無一例外地困擾著所有人，在人人心目中播下焦慮的種子，剝奪了這一代幾乎所有人的自信和自尊。看起來，這個世界又躍進了一大步，但大部分的人因為沒能跟上它的速度而掉出了這輛加速的列車：更多的人根本沒趕上開車，沒來得及跳進車裡。

―― 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持續，更別說永遠延續。今天那些有用而不可或缺的事物，除極少數例外，都是明日的廢棄物。沒有什麼東西真正必不可少，沒有什麼東西不可替代。萬事萬物自誕生之日開始，就貼上了死亡即將來臨的標籤；每一樣事物在離開生產線的時候，都被貼上了一張「在此日期前使用」的標籤。

―― 多餘的人總是處於劣勢。假如他們想與現今這種被讚美的生活方式相符合，會立即被冠以傲慢、欺詐和厚顏無恥地要求不勞而獲的罪名，有時甚至會被認為懷有犯罪意圖。假如他們公開表示痛恨或拒絕讚頌這種富人享有、但對他們這些窮人來說卻是毒藥的生活方式，這很快又會成為「公眾意見」自始至終告訴你的一個例証：多餘人，不但是異類，而且是吞噬社會正常肌體的癌細胞，是「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所代表的一切」的不共戴天之敵。

―― 或許，存在著這樣一座天堂，在理智大道的盡頭，激情澎湃的愛守候在那裡。但是，走完這樣的一條大道，可能要花上一千年。在一步一步前進的同時，時間也在一年一年地流逝：這就是地獄。地獄會是通往天堂的康莊大道嗎？為了到達天堂，真的值得在地獄中待上一千年嗎？

 

作者簡介

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
二十世紀歐陸重量級社會學家，也是研究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問題最知名的理論家，對當代社會學與社會理論貢獻卓著。一九二五年生於波蘭猶太家庭，後遷往英國，在里茲大學長年任教。早年漂泊，形塑深刻多面的思考脈絡，衍生出獨具一格的「現代性」與「液態」概念。畢生關注現代性、全球化、消費主義、大屠殺等重要課題。

包曼著作等身，一生出版過數十本作品，皆擲地有聲，包括著名的「現代性三部曲」（《立法者與詮釋者》、《現代性與大屠殺》、《現代性與矛盾心理》），以及「後現代性三部曲」（《後現代倫理學》、《斷片生活》與《後現代性及其缺憾》）。晚年思想更趨爐火純青，以「液態現代性」概念為核心，陸續密集出版《液態之愛》、《液態生活》、《液態時代》和《液態邪惡》等系列作品。

二○一七年，包曼與世長辭，享壽九十一歲。

譯者簡介

谷蕾、胡欣
中國譯者

 

目錄

導讀　被報廢的世界――齊格蒙•包曼「全球廢棄物理論」  宋國誠
致謝
導言

第一章　起初是設計――秩序構建產生的廢棄物
   >> 附錄　關於講故事

第二章　他們是否太多？――經濟進步的廢棄物
  >> 附錄　論人類力量的本質

第三章　廢棄物堆積地――全球化的廢棄物

第四章　廢棄物文化
  >> 附錄　文化與永恆

 

第一章　部分試讀
 
抑鬱症是極為令人不快、苦惱，並使人喪失勞動能力的一種精神狀態。但正如無數的報告顯示，對於在這個流動性的現代新社會所出生的新一代而言，抑鬱並不是困擾他們的唯一病症──儘管抑鬱症似乎並沒有、至少沒有像困擾他們這樣，影響到他們的上一代。「更多的失業體驗」儘管給人創傷、令人痛苦，卻不是帶給年輕一代壓抑的唯一根源。
 
那些生於二十世紀七○年代的英國或者其他「發達」國家的年輕人，被稱為所謂「X世代」（Generation X）。這一代人接觸到一些前幾代人不會了解的症候，這並不是指更多的，或者更劇烈、更令人痛苦、壓抑的毛病，而是指那些完全不同的新症候──也可以被稱作「特別的流動現代性」的疾病與痛苦。即使心理醫生和指定治療者（自然傾向使然）仍想當然耳地給出他們記憶中最熟知的診斷，使用他們受訓時最廣泛使用的醫療方式，這些症候還是因為一些新原因（有的新原因完全替代了舊的原因，有的是在舊有的原因上添加了新的因素）而給患者帶來困擾和痛苦。
 
現下最常見的論斷是失業問題，特別是對於剛從學校畢業踏入市場的新人口。現在的市場更關心的是透過降低勞動成本和資產剝除來增加利潤，而不是創造新的工作崗位和新的資產。在這樣的一個市場中，這些剛剛踏出校門的畢業生所面對的就業前景十分黯淡。應付這種問題，目前最廣泛採用的解決方法是政府補助，這使得雇傭年輕人成為賺錢的買賣（只要補助存在）。同時，人們常常建議年輕人靈活一點，不要太挑剔；不要對工作崗位期望太高，一旦有了工作最好馬上接受而不是問東問西；把工作視為一種機會，趁它還在就要盡情享受，而不是把它作為「人生企劃」的序章，或者當作自尊、自我認定和長期安全保證之類的東西。

令人欣慰的是，「失業」這一概念包含了對於此症候的診斷和現存的最佳治療辦法，以及一系列為引導症候走向康復而進行的直接明顯的治療法。在「失業」（un employment）一詞中，字首「un」意味著非尋常。「失業」一詞是對於一種暫時、非正常狀態的稱謂，因此，這一症候從本質上來講是暫時的以及可治癒的。「失業」這一概念在語義學上承襲了一個社會的自我意識，即總的來說，它都將它的成員劃歸生產者，同時，它不僅堅信全民就業是一種值得努力和可成就的社會情境，還把它作為自身的終極目標。因此，社會也會把就業當作同時解決社會可接受的個體身分問題、穩固的社會地位問題、個人和整體的生存問題，社會秩序和系統性再生產問題的唯一關鍵。
 
正如齊格弗萊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所言，人類社會中充滿了「應當」（Sollen）──指一些「本身希望成為現實」的概念，即這些概念「先天
 
就帶有實現自身的衝動」。這樣的概念一旦「開始對社會產生影響」（儘管不盡成功，但它們積極地為之奮鬥），就「具備了社會學上的重要意義」。現代史與以往人類歷史不同的是，它將它的「應當」明晰地展示出來，並堅定地「向它們的方向發展」。再次引用克拉考爾：現代性具有「雙重存在」，它的方向是「那裡，而在那裡的所有一切只能在這裡找到其含義和歸宿」。
 
在現代史上，從沒有缺乏過這些「應當」。現代史本身就是一個生產「優良社會」範例的工廠。在點綴現代史的大小論戰中，最具意識形態特點的是發生在「應當」前線激烈競爭的「應當」之間的論戰。然而各種各樣的「應當」都同意，檢驗「優良社會」的標準是所有人都有工作的場所，以及任何人都可以扮演生產性角色。現代史對於現存的一切都持批評態度，認為它們和「應當」差距太遠。現代史也正是在抗擊弊病和罪惡中發展進步，在其中，最關鍵的戰役針對的是努力消除工作場所的匱乏和生產性角色，以及扮演這種角色的意願之不足。

「過剩」這一個在「X世代」有生之年凸顯出重要性的概念是如此不同！在「失業」（un employment）一詞中的字首「un」過去常常意味著對於常規的背離，如「不健康」（un healthy）和「患病的」（un well）。但「過剩」一詞並沒有這樣的意味。「過剩」不含有對於異常、病態、疾病發作或暫時犯錯的暗示。它告訴我們的是永恆性和這種狀況的平常性。它指明的狀況沒有給出一個立即可用的反義詞。它顯示的是現行常規的新形態，以及那些註定要來臨的事物的形態。
 
「過剩」意味著多餘的、不需要的，或者沒有用的──不管需要和有用指的是什麼，它都設定了有用和不可或缺的標準。其他人不需要你；他們沒有你的時候還能過得很好，甚至更好。對於你的存在沒有不言自明的理由，對於你有權留在這裡的要求也沒有合理的解釋。被宣布為「過剩」的人表示你已經被當作廢品處理，因為你是可以被處理的人，就像無法再次利用的空塑膠瓶，單次使用注射器，沒人買的商品，或者因為不合標準或有污染而被品管人員從生產線上丟棄的產品。「過剩」和「拒斥」、「廢物」、「垃圾」、「廢品」，以及「廢棄品」，擁有共同的語義空間。失業者──即「勞動力儲備大軍」──的目的地是重新回到工作崗位，而廢棄物的目的地是被扔進廢品堆、垃圾場。
 
經常地，其實是常態地，人們把被宣布為「過剩」的人當作一個經濟問題來討論。他們需要被「給予」──給予食物、衣物和住所。他們不能自食其力──他們沒有「生存的手段」（主要指的是生物上的生存，針對因為缺少營養和住所而引發的死亡而言）。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正如這個問題的定義一樣，都是從經濟角度著手：國家提供的、立法核准或者發起的，並且對申請補助者進行經濟情況調查而確定的救濟（這些救濟多種多樣，但總是被委婉地稱作福利、稅收扣除、減免債務、補助、津貼）。那些對這種解決措施不滿的人也總是從經濟角度對此提出質疑（開頭總是問「我們能負擔得起嗎？」）──肇因於這種措施強加在納稅人身上的「經濟負擔」。

對於被宣稱為「過剩」的人群的資助，可能是永久性的資助（直白地說，即我們要接受這一事實：社會上永遠存在著一些多餘的人，他們有權擁有一些既不是他們創造、也不需要他們創造的財富），這種資助的需要僅僅是這些失業者對其他人和他們自身提出的問題之一。另一個更為重要的是──儘管它並沒有被充分地意識到並解──在地球上存在「社會」的地方，並沒有保留這些「人類廢品」（或者更確切地說，「廢棄人口」）的空間。即使生物生存的威脅已經有效解決，這一成就並未有效解決社會生存的問題。這種經濟解決方式並不能使已經被社會排除在外的「過剩」人口重新回到社會──如同將工業廢品貯存在冷凍容器中，並不足以使它進入市場成為商品。
 
不管從前歷代人所經歷的苦難多麼悲慘或者令人憎惡，「X世代」所體會到的這種「多餘的」感覺，這種意味著「社會性無歸屬感」的感覺，以及所有伴隨而來的喪失自尊和生存目標的感覺，還有對於這些即使現在還未到來、但隨時會變成他們命運的疑問，都是前代人未曾體驗過的。事實上，「X世代」有充足的抑鬱理由。他們不受歡迎，所受的待遇頂多是被容忍；他們被社會接受方（即那些具有社會所保薦的或可以容忍的行為的人）堅決地拋棄；他們被作為慈善和憐憫的對象對待（雪上加霜的是，他們還被認為不值得享有同情），得不到兄弟般的幫助；他們還被指責為懶惰，具有邪惡目的以及犯罪傾向──他們的確沒有理由將「社會」看作一個家，一個需要忠誠和關注的家。如同丹尼爾．林哈特（Danièle Linhart）──《失去工作，失去自我》（Perte d’emploi, perte de soi）的作者之一─所言：「這些男人和女人不僅失去了他們的工作、他們的前途、他們的方向，以及他們對於把握生活的自信，他們還被剝奪了他們作為工作者的體面和自尊，以及那種自己是有用的並擁有自己的社會地位的感覺。」既然勞動者的世界被如此公然地忽視，為什麼這些突然之間變得不合格的雇員們還要尊重這場民主政治遊戲？

儘管失業者在生產者（包括那些暫時「離開生產線」的人）的社會裡生活痛苦不堪，但他們在社會中的地位卻是無可爭議和不可動搖的。在生產之戰的前線，誰會否定留存備用儲備以應不時之需的必要性呢？這些在消費者社會中無法履行消費義務的消費者不是很肯定。他們唯一能肯定的是，他們已經被這城市中唯一的遊戲拋棄了，他們不再是遊戲參與者──也因此不再被需要。曾幾何時，作為一個可能的生產者，他已經滿足了加入生產者行列的所有條件。但承諾成為一個勤勤懇懇的消費者並要求成為消費者，並不足以使人加入消費者的行列。消費者社會沒有位置留給這些有缺陷的、不完全的、無法履行義務的消費者。山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在《虛幻國》（Erewhon）中認為，只有「任何形式的厄運，或者其他人施加的虐待才被認為是對社會的侵害，因為它使人們聽來覺得不適」。「因此，失去財產被嚴厲地懲罰，其程度僅次於犯罪」。有缺陷的消費者甚至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被宣判為罪犯。
 
「X世代」比上一代人更明顯地呈現出兩極化趨勢，而分界線已經沿著社會等級向上。對他們來說，社會地位變化複雜，前途難以預測，賺到的錢僅夠餬口，缺少任何可持續的、可靠的，或者至少是長時間的安頓，需要學習和掌握以勉強度日的規則如此晦澀──一切皆無一例外地困擾著他們所有人，在他們每個人心目中播下焦慮的種子，剝奪了他們這一代幾乎所有人的自信和自尊。而醫治苦痛的治療門檻又太高了，超出了大多數人可以觸及的範圍。現在只有高學歷提供給人們獲得尊嚴、穩定生活的小小希望（這並不意味著學位能令人一帆風順，之所以顯得如此，是因為高學歷目前還只是少數人的專利），即使這樣也不太保險。看起來，這個世界又躍進了一大步，而大部分的人們因為沒能跟上它的速度而掉下了這輛加速的列車──而更多的人根本沒趕上開車，沒來得及跳進車裡。
 
「X世代」的憂慮──這些過剩人口的憂慮──與上幾代人所經歷的和記錄下來的困難不同。他們遭受苦難和解決問題的方式是獨一無二的。但這並非沒有先例。

自現代初始以來，每一代人之中都有時代的觸礁者──這是社會進步「附帶的受害者」。當很多人跳進這輛不停加速的列車並享受這趟旅程時，還有很多人（沒那麼狡猾、機靈、聰明、具有冒險精神或者孔武有力）不是被車輪碾碎，就是落在了後面，或者被攔在過度擁擠的車廂外面。在進步這輛車上，坐位和站位通常不足以容納所有願意上車的旅客，而進入車廂的資格審查總是那麼嚴格；這也許正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將參與這趟旅程視為甜美的夢想。人們宣傳進步時總是說它能帶給更多的人更美好的幸福；但是也許進步──這一現代的標誌──真正的含義是只要更少的（而且是不斷減少的）人就可以使社會進步這輛列車運轉、加速、爬坡，曾幾何時需要社會大眾來協商、克服的事務，只要更少的人就可以解決。
 
在這方面，「X世代」不是首先有理由抑鬱的一代人。但是使他們的困境顯得獨特的原因首先在於，他們之中的大部分人都遭受（或者感覺自己好像遭受）挫敗或者被時代進步拋在後面。其次是散播於眾人之中的困惑、迷茫和疑惑。儘管有如許類似，儘管以往歷代人也有他們自身的困難，我們當代人還是本能地感到現在的困境和以前不同。最重要的是，我們越來越覺得過去醫治苦痛的特效藥現在不管用了。不管我們面對危機時處理得多麼老練，我們仍然不是很清楚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甚至可能缺少有效輔助我們思考解決問題方法的工具。
 
我們的父母輩和祖父母輩為人們加入社會並安定下來制定了些許限定條件。這些限定條件詳細分明，毫無疏漏，甚至對人們如何改進以適應新的形式都有了清楚的指示。這樣的社會在其對人們開放的入口處背面，即設有各種各樣關於人們職業生涯的軌跡。這些軌跡十分狹窄，沒有多少更改的餘地，更沒有留存多少冒險一搏的希望，這對於生性喜愛冒險的人顯得格外壓抑而不可忍受（佛洛伊德將這種痛苦狀態深化為一種著名的普遍理論，即文明註定導致不滿和精神失常）。但對於那些依舊需要可確保安全航行的可靠船隻的人來說，彼岸既不是謎團也不是痛苦抉擇；同時，航行的任務不會被不可勝數和無法解釋的危險困擾。那些操槳的人只需用力揮槳，「不折不扣地」執行航船的規則即可。

然而，今日的困境已有所變化：它們更加關乎目標而不會受制於手段。往昔那些被眾人詬病的規則已然瓦解──也將提振安全的信任感帶入墳墓。現今找到達成某些目標的手段，並牢牢將其把握，使其發揮最大功效，已不再是問題。問題在於目標並不明確（甚至帶有欺騙性）─目標既不穩固，也不可靠，或許在未達到之前就已瓦解，不值得人們長久地投入和奉獻。將人們納入既定航道並航行其上的規則也不再可靠。即使這些規則沒有一起消失，也必然會不知不覺地被取代。最重要的是，對於那些已經被社會排斥並確定為廢棄品的人，世上沒有一條清晰的引領人們重新成為社會正式成員的路途。同時，政府也沒有提供任何替代的、經官方認可，並在地圖上繪製的途徑，使人們可以遵循它（或者被迫遵循它）而得到某種替代的名分。
 
至關重要的是，儘管這些都發生在我們自家門前，我們卻無法利用自家資源或工具來避免它的危害。這不是一個暫時性滯歇，不是經濟過熱之後另一個高峰之前的低迷，也不是暫時性的困擾，只要我們對稅收、補貼、津貼或者刺激「消費型經濟復甦」的因素稍作調整，它就會過去，並「成為歷史」。看起來，這個問題的根源遠在我們所及之外。問題最集中的群集，即使在精密的軍用地圖上也找不到。

你是為了別人口中的意義而活，還是為了希望而活？
想要誠實地活，為什麼必然荒謬？
暢銷10年 名家楊照經典讀本
認識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存在主義大師卡繆
華文世界最重要的深度解析
 
為什麼要認識「勇敢到近乎自虐」的存在主義？
為什麼到了今天，還需要讀卡繆？
從《異鄉人》到「荒謬三部曲」，
卡繆如何打破既有框架，詮解「荒謬」與「存在」，
為現代人日復一日的荒謬日常樹立不朽的靈魂典範？

存在主義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潮之一，卡繆即為其中代表人物。相較於沙特的著作，卡繆以劇本、小說、論述等多重形式，開創別具一格的魅力，使他深深影響全世界一代又一代的讀者，風靡至今。

從卡繆知名作品《異鄉人》來看，他的思想體系最想要呈現的，就是「荒謬」。人的「存在」，常會尋找各種藉口，讓自己懷抱希望活下去──人因自由而活著，但關進監牢的囚犯還是繼續活著；人因財富而活著，但一貧如洗還是繼續活著──因此，在卡繆的觀點中，懷抱希望而活就是「荒謬」而非「誠實」的生活態度。那麼，人有沒有可能不荒謬地活著？沒有了藉口、沒有了希望，還能忠於自己的靈魂而活？

本書為台灣重要作家楊照評析卡繆的權威讀本，推出以來暢銷至今，全書以「荒謬三部曲」的《薛西弗斯的神話》、《異鄉人》、《卡利古拉》為主軸，從卡繆與存在主義崛起的歷史背景，到卡繆的荒誕人生，引領讀者一同進入「存在主義」的真正本質，是華文世界理解卡繆與《異鄉人》內涵最重要的一部文本。
 
◎「荒謬」的一個來源，就是人習慣性地依賴希望活著。希望就是我們最相信的謊言，有著最大的欺瞞、麻醉效果。

◎卡繆對薛西弗斯神話的解釋是：他因為輕視神、因為痛恨死亡、因為熱愛生命，所以受罰。他就是個「荒謬英雄」，他的熱情與他所受的折磨都指向「荒謬」。

◎「存在主義」是個人哲學，非得要落在個人生活裡才有意義。「存在主義」追求的，不是answer，而是solution，處理的不是question，而是problem。

 

／名家讚譽

﹝台灣資深前輩作家 葉石濤﹞
舞鶴是台灣文學史中的一個天才型作家。他熟悉台灣歷史的變遷，台灣庶民生活中的禮俗文化、政治、社會等背景，正確地掌握了台灣歷代民眾的生活動脈。

﹝評論家 王德威﹞
舞鶴是台灣文學最重要的現象之一，他的寫作實驗性強烈，他面對台灣及他自己所顯現的誠實與謙卑，他處理題材與形式的兼容並蓄、百無禁忌，最為令人動容。論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

﹝小說家 朱天文﹞
世間有純粹一詞，只是，有純粹之物嗎？
舞鶴純粹。只不過，純粹之人出現在眼前，大家倒不識。所以說，直信難有，如來難值。所以台灣文學，止於舞鶴。亦所以為什麼王德威說，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在這個意義上，舞鶴是我們的師兄。

﹝中國社科院台灣文學專業研究學者 李娜﹞
舞鶴以「田野」的雙腳感知島嶼上的未知土地，以手工書寫人心對自由的嚮往，以最無羈的聲音，追問歷史、社會、人性、欲望及其之於個體生存的意義。以一種永遠的批判立場，對台灣社會發出聲音──這是舞鶴生命存在的形式，也是他的文學的隱喻。


／

舞鶴是台灣文學史上重要的代表作家，《悲傷》收錄了他最具代表性的六篇中短篇小說——〈悲傷〉、〈拾骨〉、〈調查：敍述〉、〈逃兵二哥〉、〈微細的一線香〉、〈牡丹秋〉。初讀舞鶴的讀者，最好的起始點正是小說集《悲傷》，不僅文字好讀別具韻味，書中每一篇作品都代表了舞鶴不同時期的創作里程，並反映了台灣不同層面的社會、歷史現象。

寫作是為過去立下紀念碑的方法，舞鶴的小說，不僅為他自己立下個人生命的紀念碑，也為台灣文學畫下了重要的創新里程碑。

〈拾骨〉敘述一位多年為精神官能症所苦的男子，有一天亡母託夢，他發動家人為逝者撿骨。舞鶴對台灣俚俗眾生有深刻的觀察，勇於指出生命不可思議的矛盾與荒唐；故事的高潮是敘事者悼念亡母之際，突然有了性的衝動，因而脫隊去尋歡……愛欲與死亡，悲傷與悼念，〈拾骨〉提供了我們一個詮釋、治療創傷（trauma）的詭異出口。

〈悲傷〉寫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異想世界，這位精神創傷的男子，狂野不羈、招人誤解卻又引人悲憫。他生命中的悲傷、文末展演的那場死亡嘉年華，無不觸動我們內在深處的「悲傷」情懷，令人動容。

〈逃兵二哥〉寫國家機器——軍隊——如影隨形的控制，任何逃兵都無所遁逃，這猶如卡夫卡式的「家常化」恐怖感，讓人印象深刻。

〈調查：敘述〉寫二二八事件為受難者家屬所帶來的無盡壓力。調查者與報告者一起發明過去，遙擬悲愴；「調查」與「敘述」不只是情治單位監視民心的方式，也是事件倖存者向自己餘生作交代的必然宿命。這篇作品被喻為有關二二八歷史事件的短篇文學傑作。

〈微細的一線香〉白描一個家族頹敗的必然，臆想倫理傳統的絕境；愛恨交加，若斷若續，充滿憂鬱頹廢風格，彰顯了舞鶴現代主義與鄉土寫實主義並行不悖的絕妙創作手法。

〈牡丹秋〉處理一段春夢了無痕的戀情，原是通俗的題材，舞鶴寫來，卻憑添一種存在主義寓言色彩。他描述孤絕的生存環境，曇花一現的人間情義，捨此無有退路的意義追求，別具韻味。


舞鶴說，他的每一篇小說好像是一段時間的小小紀念碑。〈牡丹秋〉是六○年代大學時期的紀念碑。〈微細的一線香〉是府城台南的變遷之於年少生命成長的紀念碑。〈逃兵二哥〉是當兵二年的紀念碑。〈調查：敘述〉是二二八事件之於個人的紀念碑。〈拾骨〉是喪母十九年後立的紀念碑。〈悲傷〉是自閉淡水十年的紀念碑。

王德威在《悲傷》序文中有言：「舞鶴的每一篇作品都處理了台灣歷史或政治的不義層面，但每一篇作品都有令人意外的曲折……」這位當代台灣最具原創風格的作家，為他自己、也為台灣文學，留下了無可取代的生命書寫瑰寶。
 

 

作者簡介

舞鶴
台灣台南人，當代台灣重要的小說家。作品深具原創性，開拓了台灣小說風格書寫的新紀元。著有《悲傷》、《思索阿邦．卡露斯》、《十七歲之海》、《餘生》、《鬼兒與阿妖》、《舞鶴淡水》、《亂迷》。

二○一一年，《餘生》法文版Les Survivants由巴黎ACTES SUD出版公司出版；二○一七年，英文版Remains of Life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出版。

得獎紀錄：吳濁流文學獎、賴和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推薦獎、台北文學獎創作獎、東元獎台灣小說獎、中國時報開卷十大好書獎、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二○○○年最具影響力好書、金鼎獎優良圖書推薦獎等。


相關著作:《餘生》

 

目錄

新版代序：就是要這樣第一次就一口咬住／舞鶴
初版推薦序：原鄉人裡的異鄉人——重讀舞鶴的《悲傷》／王德威

悲傷
拾骨
調查：敍述
逃兵二哥
微細的一線香
牡丹秋

初版後記
舞鶴創作年表
 

序

初版序∕ 原鄉人裏的異鄉人——重讀舞鶴的《悲傷》／王德威

    一九八○年代以來，「台灣意識」成為我們美麗島上的熱門戲碼。不論是政治權力的變動，還是文化資源的消長，無不以呼喚原鄉，尋回主體為命題。歷經四百年的浮沉，這座島嶼彷彿蓄積了太多的義憤與悲情，迫不及待要向歷史討回公道。一時之間，文學界也如響斯應。為舊台灣平反，為新台灣請命，千言萬語，成為世紀末大觀。
　　然而跨過了千禧門檻，回顧過去十幾年台灣論述及台灣想像的轉折，我們不得不警覺它的局限。尤其當原鄉的呼喚成為原道的使命，主體的追尋成為主義的崇拜時，「台灣」所象徵的源頭活水意義，已經打了折扣。島上的激情與喧囂如今仍然方興未艾，未來的動向更不見明朗。我們將何去何從？
　　靜下心來讀讀舞鶴吧。眼前高談愛台灣、關心台灣歷史、社會、文化的正是大有人在，但讀過，或聽過舞鶴的又有多少？這位作家出身府城台南，過去二十六年來漂流南北。他身無長項，唯一的寄託就是寫作，但其間有十三年之久他卻隱居起來，未曾發表一字。寫或不寫，還有寫什麼，怎麼寫，於他必定是艱難的考驗。舞鶴筆下充斥被國家、政治機器斲傷的生命，沒有前途的慘綠少年，沉迷異色戀情的男女，黯然偷生的原住民，還有憂傷的、躁鬱的尋常百姓。這些人物多半來自中下階層，他們的癡心妄想，喜怒哀樂，構成台灣庶民社會的異樣切片。
　　這樣的人物及其衍生的故事，其實也曾出現於鄉土文學中。不同的是，舞鶴從頭就拒絕簡化他的立場；他既不對「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廣施同情，更不承認苦難就必須等同於美德。與主流的原鄉作家比較，他毋寧是極不「政治正確」的。但也正因此，他引導我們進入一個複雜的台灣視野，在在引人思辯。我在他處（《餘生》序論）曾藉舞鶴的作品〈拾骨〉加以發揮，稱他為「拾骨者」。舞鶴探究歷史創痕，剖析人性糾結，尋尋覓覓，儼然是在時間與空間的死角裏，發掘殘骸斷片，並企圖與之對話。經由他另類的「知識考掘學」，已被忘記的與不該記得的，悲壯的與齷齟的，公開的與私密的，性感的與荒涼的，種種人事，幽然浮上檯面。這是舞鶴敘事的魅力，但也更應該是台灣桀驁的生存本質。
　　舞鶴是台灣原鄉人裏的異鄉人。他是原鄉人，因為他念茲在茲的總是這塊土地上的形形色色。他又是異鄉人，因為他太明白最熟悉的環境，往往存在著異化或物化的最大陷阱。我使用「異鄉人」一詞，聯想到的是卡繆（Camus）半個多世紀前的名作《異鄉人》。舞鶴特立獨行，擇荒謬而固執，何嘗不是你我眼中的頭痛人物。但他顯然有意以他的生活方式及文學寫作，嘲弄、批判我們居之不疑的信念及墮性——他強迫我們與他一起「拾骨」。

　　舞鶴早在一九七○年代中就開始創作，而且一鳴驚人。〈牡丹秋〉（一九七四）處理一段春夢了無痕的戀情，原是通俗的題材，舞鶴寫來，卻憑添了一種存在主義寓言色彩。他描述孤絕的生存環境，曇花一現的人間情義，捨此無有退路的意義追求，也透露他私淑現代主義的痕跡。另一方面，〈微細的一線香〉（一九七八）白描一個家族頹敗的必然，臆想倫理傳統的絕境，則彰顯舞鶴揮之不去的鄉愁。愛恨交加，若斷若續，由此而來的一股憂鬱頹廢風格，反而猶其餘事。現代主義與鄉土寫實主義在他的創作裏並行不悖，已經在他早期作品中可以得見。
　　八○年代的台灣，各種運動風起雲湧。舞鶴反而隱居起來，不事生產。逆向操作，似乎一向是他的特色。十三年後，他再度出馬，一連串的小說如〈逃兵二哥〉（一九九一）、〈調查：敘述〉（一九九二）、〈拾骨〉（一九九三）、〈悲傷〉（一九九四），都廣受好評。之後他再接再厲，並兩度進駐原住民社群，寫出《思索阿邦‧卡露斯》（一九九五）及《餘生》（二○○○）兩作。前者見證魯凱族屢經遷徙所產生的傳統絕續危機，後者探堪泰雅族涉入的霧社事件，及其歷史、記憶的紛亂線索。就事論事，誠懇實在，讀來反更令人觸目驚心。
　　舞鶴也寫了其他小說，如《十七歲之海》（一九九七）、《鬼兒與阿妖》（二○○○）等。觸角及於情色生活揭祕，還有它的倫理辯證。舞鶴有意根據他的「田野調查」，重畫欲望烏托邦（或無托邦）的界線。他未必有驚世駭俗的意圖，卻畢竟因為立論的特異，達到驚世駭俗的結果。如此看來，舞鶴是偏執的，也是世故的；是天真的，也是憂傷的。
　　初讀舞鶴的讀者，最好的起始點正是小說集《悲傷》。這本小說集包括了前述舞鶴早期的二篇作品，以及九○年代的〈悲傷〉、〈拾骨〉、〈逃兵二哥〉、〈調查：敘述〉等。顧名思義，這不是本快樂的書。然而舞鶴既然從不按牌理出牌，他的部分作品即使在描寫生命最慘淡的時刻，也能讓我們睜大眼睛，有了紛然駭笑的衝動。〈拾骨〉中的敘事者多年為精神官能症所苦，委靡不振；忽一日亡母託夢，他於是發動家人為逝者撿骨。由此舞鶴寫出台灣殯喪事業的光怪陸離，令人哭笑不得。故事的高潮是敘事者悼念亡母之際，突然有了性衝動，因而脫隊尋歡去也。愛欲與死亡雙效合一，這位敘事者終於在一個妓女的大腿間，完成了他孝子悼念亡靈的儀式。
　　我仍然記得初讀此作的震憾。舞鶴不只對台灣俚俗眾生有深刻的觀察，也更勇於指出生命太多不可思議的矛盾及荒唐。我們怎樣面對悲傷，如何在記憶的殘骸中拾骨，總是舞鶴的關懷所在。但相對一般涕淚飄零的公式，他的立場是：至慟無言，可也無所不能言吧。像〈拾骨〉這樣的小說，其實提供我們一個詮釋、治療創傷（trauma）的詭異出口。
　　其他的作品中，〈悲傷〉寫精神病患者的異想世界，如此狂野不羈，卻又如此委屈、招人誤解。〈逃兵二哥〉寫國家機器——軍隊——如影隨形的控制，使任何逃兵都無所遁逃。〈調查：敘述〉寫二二八事件為受難者家屬所帶來的無盡壓力。「調查」與「敘述」不只是情治單位的監視民心的方式，也是事件倖存者向自己餘生作交代的必然宿命。每一篇作品都處理了台灣歷史或政治的不義層面，但每一篇作品都有令人意外的曲折，於是〈悲傷〉有了死亡嘉年華式的歡樂，〈逃兵二哥〉發展出卡夫卡式的「家常化」恐怖感，而〈調查：敘述〉中的調查者與報告者竟一起發明過去，遙擬悲愴，合作無間。
　　舞鶴曾經寫道：

　　每一篇小說好像是一段時間的小小紀念碑。〈牡丹秋〉是六○年代大學時期的紀念碑。〈微細的一線香〉是府城台南的變遷之于年少生命成長的紀念碑。〈逃兵二哥〉是　當兵二年的紀念碑。〈調查：敘述〉是二二八事件之于個人的紀念碑。〈拾骨〉是喪母十九年後立的紀念碑。〈悲傷〉是自閉淡水十年的紀念碑。

　　寫作是為過去立下紀念碑的方法，但誠如舞鶴在《餘生》一再強調的，他的碑失去了史詩的、英雄的意義，充其量是「餘生」紀念碑。舞鶴的寫作實驗性強烈，未必篇篇都能成功。我卻仍然要說，他面對台灣及他自己所顯現的誠實與謙卑，他處理題材與形式的兼容並蓄、百無禁忌，最為令人動容。論二十一世紀台灣文學，必須以舞鶴始。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內容連載

悲傷
 
我心深處剖開馬路
 
我「讀大冊」的最後一年，搬到淡水小鎮住在一棟學生公寓的陽台閣樓，打開向西的一扇門是整片的藍海雲天，遠望出海口洶湧的浪像被什麼擋住，互相推擠成一線白濤。據說是與「紅毛」戰爭時，我們智勇雙全的祖先在那裏自沉了幾艘滿載石塊的船，以阻止敵人戰艦的錐頭直戳入我們的內海；也據說由於這幾船石塊，商船再不能直駛到媽祖宮前，它們轉至新興的海港基隆去下蛋，媽祖宮的香火蕭索下去後來被落鼻祖師取代了興隆。聽慣了人間世的爆噪，每當夜深末班客運車掠過後，我面對暗灰青的海口，仔細聆聽遠方海潮被阻于那一線白濤，不斷的潮騷中會有片刻的寧靜；我感覺那片刻的停格是亂恣橫暴中的永恆，這永恆可以慰我心靈的潮騷，至於小鎮的歷史滄桑得失就不是那麼緊要了。——我聆聽這永恆將近三年。其間每年二月和十月，我在陽台閣樓坐看落日正中沉下海口，可惜「紅圓」沉沒的瞬間從沒有預示給我們西方極樂世界的海市蜃樓；我並不為未現世的海市蜃樓而失望，我大約認知「淨土就在現世」這樣的觀點，但我仍感到無以名之的憂傷。我習慣在海潮的寧靜中入睡，朦朧中有一艘艘舢板舟出海的噗嗚。
 
某日早晨，被轟隆夾著吱怪的響聲驚醒，我懶得下床心想是某家瓦厝又被摧毀成就鋼筋樓房；但那隆轟聲連續了幾日，其中又雜著「碰」「碰」的巨響，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倒屜尋出來一對海綿耳塞，那吱隆聲似乎就在床下近處，因為它的超貝斯音爆穿破耳塞還將它震了出來。大約是第五或第六日吧，我只著內衫褲踅過陽台向山坡的那面，低頭一望：兩輛怪手推土機外加三輛貓仔運土機，還一只大鐵球來回晃著每一晃去便命中一壁瓦厝殘牆。我趴在陽台垣足足迷糊了十幾分的久，心想他們到底在幹啥麼呢，又鏟山壁又毀成排瓦厝；我回屋內泡了一杯救命濃咖啡，回去趴在陽台直到正午秋老虎，我才想通：完了，是一條新馬路，——就在這裏。我眺見斜對山坡綠林間「鬼屋」的台階上矗著那個黃髮老外，彷彿他鼻頭懸空浮在馬路山溝的泥巴上，我看不清楚也曉得他的眉頭皺得有新削下來的壁褶那樣的深。

我必須找個人說說話，免得被那吱怪聲絞碎腸子。我帶了剩半包的文山茶，顛跛過被鏟成陡壁的邊緣，去跟鬼屋黃毛說「哈囉你好」同時奉上包種茶。黃毛的「中國女孩」沏茶出來，我們坐在千年老榕樹下，眼看觀音山水，耳聽近處鐵球擊著這裏那裏的碰壁聲。黃毛說他想不透「這樣山水中的台灣人怎會變成這樣？」他把「變」發音成「貶」；黃毛自豪說在他們的國度如果有這樣的山水那麼任何的人文景觀都是為這山水而存在的。黃毛吝用「美」這個字眼，他到台灣來是專研道家符籙學派的，顯然道家「守拙」的思想讓他說不出口「這樣美麗的山水」。不過道家喜陰靜，黃毛說這馬路一開鑿他就像被怪手的爪子紋身一般終日渾不自在，他打算搬去道家大本營府城台南，煩請我照顧鬼屋一陣子。我心想照顧鬼屋容易，只要晴雨不論記得來下糞就是；我豪爽答應黃毛，黃毛感嘆「你們台灣人真是能耐吵鬧」，他黑枯瘦的女人笑開一朵糖酸仔花不知為啥高興？

我在號稱「古劇場廢墟」 的圓栱柱下，坐看午後三時雲霧罩起觀音的鼻頭。臨時我想到當此時蟄在肉桃樓仔厝的流氓博仔不知在忙些什麼。流氓博仔是我在河堤閒逛時彼此投緣相識的，他說我倆有一種共同的氣質：「努力做個無用的人。」流氓博仔的妻是少見高頭大馬型的女人，大概當年博仔的流氓氣勢壓了她貫了她；婚後流氓丈夫長年坐罐時，她是頭一個敢在七○年代末的河堤擺烤魷魚、小卷攤子的婦人。坐罐回來，流氓博仔長久借住屋頂長草的「白樓」，因為他出罐直直上馬未成被馬腿踢落妻家門外渾身筋骨不知疼了幾多日；我安慰博仔說，據我考據他妻可能是在地平埔格蘭族的後裔，那馬腿不是漢族中看不中用的鳥仔腳，「哦，是鵝卵族，」博仔也就難怪他妻有那樣大的氣力了。——轉入巷內坡道，就看見博仔蹲在肉桃門框下，鳥仔腳邊散著幾尾魚，手中把著柴刀剖著魚的肚，「嘖嘖看這頭一批提早來送死的——」他眼簾未抬便曉得是我某某人的來到，聽說是多年蹲罐練就的功夫，他一例吩咐人家自己倒酒喝，他要「專心一志剖了結束管區太太孝敬的白腹肚。」我品著他妻唾液做的糯米酒，眼看他橫柴開肚，一隻怪手指伸入去扒出唏哩嘩爛的順手一甩剛好落在一隻白肚黑鼻貓的嘴鬚下；流氓博仔嗜喝這「鵝卵族的米酒頭仔」，致使他甘願放棄「江湖一尾龍」的生涯守在這古樓破厝，他妻供應他每日兩瓶，只要他不常去河堤丟人現眼、亂摸女兒。

待到啜了七八口酒後，我才慎重的談起今日早起的大發現。流氓博仔把柴刀往褲帶後腰一插，雙手拎起魚尾魚頭掗進圓栱廊下的大雜鍋，我跟著移坐到大鍋旁，看他比基尼打火機幾度打火取火才燃起鍋底的炭爐。為了強調我的發現「之的重要性」，我姑且發明同時援引「留台學人」道教子黃毛的論證：——清水街就不用說了，像重建街的百年民房，屋底都是生了根發著芽莖的，有根有莖就有神氣，現時把它神鏟了馬路開通也不得神平安；何況大屯山的熔岩養就的小鎮五隻老虎，中央最大的一隻如今被馬路剖了肚，小鎮的明天還有生氣嗎啊呢？我看流氓博仔的眼神牢牢守著他的長年鍋不禁就有氣，還陰陰笑著哼起歌詩來：「白腹剖肚來開路／開給啥人來走路／等到覺悟自己破肚／已經剖到腳 （屁股）後伊條路」。𡂿呵這流浪詩人江湖大歌手他博仔歌聲鳥鳥間就大口吞了一碗酒，說他「不用讀冊」也能夠一世人「包飼包吃」我的發現之的重要性，不過他要我暫且放下我已經過時的大發現，他要帶我去親目發現「現此時正在進行的」這樓仔厝的大祕密。他右手按著腰臀柴刀足尖蹬到樓梯口同時左手比了個曖昧的手勢，——我即時將自己的拖鞋底裝上消音器。
 
天光從圓栱方窗的草尖洩入來，恰好讓我們窺到：一隻荔子小的奶子，被一隻中指套著印章金戒指的大手揉著；流氓博仔細聲「解讀」說是隔壁厝賣魚丸名家的親戚，逢陰曆十五六河水大漲潮時必來這裏搓奶；奇的是，那奶逐漸腫成桃子大，再一會功夫，果然飽到像門嵌頂的火燄形，——男人禁不住就在奶坡射了精熔岩一般流燙到我的臍孔。「到今日你究竟明白了吧哈，」博仔同我蜲下樓梯：那富貴人家的肉桃因營養過剩，定時要發出「偷人」的火燄，在彼時點煤油燈的大街暗街尤其明顯，大漲潮的因素之一聽說是來自這火焰尖端那點輻射出來的吸引力；可惜，「那肉桃焰奶嗜精，」精子待不到射在「沒有光的所在」，因此世世代代生不出個像樣小孩，「富貴春受天祿」因此敗了家。

流氓博仔捨不得不教我絕招：他用練了多年的鐵砂掌搓著屌支，在日光斜西的前庭，對著門栱上的肉桃發出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淫喚聲。我乘他恍惚之際溜了出來，站在廢墟邊緣又看了一會大鐵球擊碎兩個嵌著苔綠色葫蘆形陶甕的六角窗，想像著那剖肚白腹的滋味。隨後，我上到鬼屋下糞，屋內無人聲，想必黃毛已攜眷南下；我之所以急于下糞鬼屋，一來是持續供給鬼屋真實的人氣，營養它以免它的日式屋頂垮了下來，二來我住的學生公寓時常壞了馬桶。現在那水熔的騷燙下到我臍孔一寸之處；當我蹲下來，自月眉窗望見黃昏帶霧氣的觀音山水時，我暗下決心：在馬路剖穿之前，我要離開這傷心的小鎮。——雖然其後，我整整住了十年。
 
你游向「紅圓」，為啥又折了回來
 
你凝視著「紅圓」；在紅圓貼到海面的瞬間，你划動浸在海水中已三小時多的手腳，奮力游向紅圓。我坐在陽台閣樓凝視著「紅圓」見到你眼瞳中那團映自紅圓的火炙的熱，你繼續划動幾十下後，那火熱熄到只剩一點暈紅，在紅圓將沉沒的前刻，你停止了擺動，浮在暗血色波漣裏；在紅暈微光中，我見你眼瞳罩滿水霧色的茫迷，隨後便在夜暮的海茫灰中失去了你的蹤影。——直到多年後，我才知道：你意識到自己永遠趕不上「紅圓」的剎那，你愣了片刻，決心划向相反的方向，在紅圓的餘光中你奮力游向暗灰。

四個小時前，你在屏東大武營基地搭上飛機，是傘兵例行的空降跳傘訓練。有人許願空降到大都市的酒池，有人許願掉到他假日常去的肉林；你是海邊庄腳出來的子弟，你只願空降到指定的地方，回去馬上有六人一桌的晚餐吃，飯後最好不要有什麼勤務，你可以散步到營區一角吹海風吸支菸。「總有一天會出狀況」的教練機選在今天出差錯，突來的落山風帶來霧塵，離陸地好遠便要求緊急降落；輪到你跳時可以看到海面的浪波沫，你按照學習手則張開傘來，同時你看見至少三個兵直接跳水入海去。你不愧傘兵吊在天空至少六七分鐘吧，你沒有注意到教練機是否衝向海面或者還有能力消失在遠方；一直到現在，你不清楚當時的景況細節，譬如那架教練機的命運，沒有人告知你，你也想不到問起。機上十八名傘兵中，你是唯一獲救者：一對黃昏後流連海灘的情侶，從廢棄碉堡的鎗眼瞥見、幾度忙中幾度瞥見後才確定是人一樣的東西癱在潮水中。海防部隊來了幾個人，栱豬一樣抬你跑過沙灘，聽說你當時張不開鹽漬的眼睛，只喉嚨發著「幹嗯嗯嗯」「幹嗯嗯嗯」的哼聲。
 
在軍醫院的病床間遊走時，你常這樣介紹自己：「我是自己幹回來的。」那些在庄腳做田、做魚塭的父祖們自小訓誡你：「要做個會幹——的人。」像這回，如果你回不來永久蟄在那海茫茫中，那你就是「不會幹的人」了。「幹你祖外媽咧我是自己幹回來的，」逐漸這裏那裏都聽到你「幹來幹去」的聲腔。你是憑著這種「幹人」的氣力一路「幹」著游回來的，顯然回不來的多是都市子弟，既不懂「幹」的道理也沒有「幹人」的力氣。不久，醫院上下都傳說有一位從鬼門關「自己幹回來的人」；你愛散步去看院內死角的犯人兵，三四個腳鏈手銬挨著鐵柵跟你搭訕的都尊稱你是「自己幹就會轉的人」，當你將菸屁股穿過柵條塞入他們的唇孔時，對方眼瞳中不同尋常人的火燄在你的「海湧厲火」的逼視下當場紛紛熄了三四分不止。

「幹你娘我是自己幹回來的人」這句話傳到精神科某個醫生的耳膜。他藉著例行巡視的機會，觀察了你一陣子，還跟蹤你去角落小軍監看你和犯人兵隔著柵縫眉來目去。你說海水的冰冷可以一秒鐘內凍死翹翹剛從騷熱的女 拔出來的燒屌，那胸溝刺青著愛的女羅剎的流氓兵譏說你那支不被凍成爛香蕉乾啦，你即時現出屌鞭教示大家：——冷凍不怕過頭冷凍過頭的反而激起牠內裏的火山熱，如此冷熱交加鍛鍊成就你千載難逢的肉棒。醫生回到精神科還聽到那肉棒擊打在鐵柵條的吭噹、吭噹；他在吭噹響中思索你所以接近乃至親近犯人兵，若不是由於異質的好奇，便是同質的吸引力，——醫生判斷是後者。他吩咐護士要你明早來精神科掛診。
 
精神科醫生擬了幾道題問你：(1)你漂流海中時，你害怕嗎？害怕什麼？(2)你是否希望即時獲救？若是沒有，你會不會對什麼感到失望？(3)你自己游了回來，你為自己的精神和肉體的毅力、能耐感到驕傲嗎？(4)在那幾個小時的苦難中，你的心靈受到傷害嗎？譬如說一種被遺棄的感覺。(5)於你的未來，你抱著樂觀、進取的態度嗎？醫生給你一張桌要個實習小護士監著你，因為臨時小軍監那裏有兩個兵拚命對撞著額頭。你用刺毛蟲般的歪膏字寫下答案，同時一隻眼睛不離開小護士的肩鎖骨溜下來滑到衣釦的交叉間：(1)我害怕大白鯊咬了我的大卵巴。(2)我知道他們不會來救，快到晚飯時間大家等著吃晚飯。我爸常說，「吃飯皇帝大。」我長官三番五次訓我們，「吃飽好幹事——先吃飽飯。」失望就是希望嗎？(3)我已經公開說過多少次凡人都曉得「我是自己幹回來的人」啦。(4)我習慣了就好的苦難心靈也會受到一般傷害嗎？(5)「樂觀、進取、奮鬥救中國」。醫生回來時，你剛好用眼力剝開小護士的第一粒衣釦。在整個醫生閱卷的光陰中，你的手指都在桌下掐著伊的肉小腿。醫生吩咐將你的病床轉到精神科；你目視小護士的小腿印著你的指甲印，「印章一蓋肉就到口囉，」你很得意的對醫生說，「好吃。」當時醫生正埋頭開出你平生第一張精神病藥單。

你到精神科的第一件事便是統一了精神病床的收音機頻道，大家只能聽一個空中再會的女人用「極其溫柔」的聲腔向遠方的人們說些他們不能公開聽、也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在聽的話，還不時插播一些代號×××××，然後指示一些大家莫名其妙的東西。若是有人錯了頻道，無論午夜或正午，你那隻扒過十萬浬海水的巴掌即刻巴到他腦瓜上；你私下跟小護士說明這是治療精神病的偏方之一，「統一以免錯亂。」此外，你規定三不五時病人要向你「報數」，精神科十二張病床睡了十床九床是病號，你編號1到9，隨時你發令「報數」：123456789九床少不了一床，那就哪怕他精神病發到哪裏去。你殷殷告誡諸鄰床：你是空降不死功在他黨國的，臨時委任你特派到此監察這批頭殼壞去的，不久黨國就要有樣學樣發動全島學習你這種「自己幹回來」的精神，到時你就必要遊行全國去讓人家看模特兒。小護士對你心酸酸到大腿骨，她悄悄自己吃了醫生開給你的藥，只保留無害的維你命丸餵你吃。

某日，一位陌生的輔導官來到病床，命令你立刻打包，拿出一張公文紙在你目前晃了幾晃：「因意外受創，機能損傷，已不適服兵役」等等、等等。你緊緊捏著公文紙研究再研究，還是小護士紅著眼眶幫你打了包，輔導官即刻押著你起行，你堅執著那紙公文不放，也不接手自己的包包，最後那官嘆了一口氣咒了一聲什麼接過包包甩到肩後，一手推著你出了小門大門，你捏著公文紙的手把紙張抖得像秋雞振翼拍翅的響，遮了小護士變了嗓調的叮嚀再叮嚀。當日黃昏，轉車回到故鄉蚵寮，公文紙塞到老爸膝間同時你翻身衝出門外；那輔導官訴苦說，「也不知道在害怕什麼，我說你故鄉的海水到了，他看也不看，——我用大腿壓住他一隻腳，怕他臨時跳車躲到哪裏去。」入夜，才發現你跳到磚瓦屋頂，像一隻蟾蜍守著家屋，屁股朝海面向內陸；家人說各種話哄你下來，你無話無吃蟾蜍一隻堅持守夜勤務。隔早起，庄內的人都來探望，有人說要是掛上金牌那不就是財神童子化身金蟾蜍了嗎？要是金牌滿掛甚至全身鍍金那整個庄不就要發了嗎？可惜你連蹲三夜金牌還上不了身，聽說是高雄大銀樓派來量身訂做的人迷了路找到蛤仔寮；第四日黃昏，後鄰叔公看不過拿了竹排用的長篙捅了一下你屁股，你吃了一鼻嘴泥土才真正回到了自己的故鄉 。

好評推薦——
宋怡慧（作家、丹鳳高中圖書館主任）
徐秋玲（北一女國文教師）
蔡淇華（作家、教師）
敏鎬的黑特事務所（《人生自古誰不廢》作者）
（依姓氏筆劃排序）


是一本構思非常新穎且與生活情境結合的成語書！
——徐秋玲

作者對國學的廣博知識，以及詳細解說典故時活靈活現的文筆，都讓人感到十分愉快！講解古典文學中的愛情，更是融古貫今，相當精彩！
——敏鎬的黑特事務所


就地取材表情意——禮輕情意重「投木報瓊」
古代戀人贈送定情禮物重視的是情意，而非禮物的價值有多高貴，只要有愛，一支茅草都能讓對方欣喜無比。
 
林子裡的愛情故事——約會聖地「桑間濮上」
每年春天，農曆二月時節，視祭祀與繁衍為重大要務的周朝政府會舉辦相親大會，無論男女，只要看對眼，就能手拉手去旁邊的樹林約會。
 
思念是一種病，生而死又復生——病相思「人面桃花」
即使愛情不可靠，但卻讓世間男女為之瘋狂、朝生暮死，一如《牡丹亭》的杜麗娘，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一見傾心、桑中之約、采蘭贈芍、山盟海誓、黯然銷魂、魚傳尺素、琴瑟之好……

國學歷史名家王立群，結合時政和當前社會熱點，以廣博的學識和生動的筆觸，從上百個與愛情婚戀有關的成語，暢談其中的人情事故及隱含的文化精粹。
 
從邂逅、定情、熱戀，到相知相守、白首偕老；從相思、離情、分手，到愛入歧途、相愛不能相守……王立群暢談藏在成語裡的人情義理，以及古典時代的純粹之愛，帶領我們回歸到最私密的雙人世界；把短短幾顆方塊字，耐心打磨成顆顆閃耀的明亮珍珠，串成一條條優雅、精緻的愛情項鍊，重溫純情年代的本貌。

全新視角，夾古敘今，王立群展現智慧觀察與理解，既介紹了成語背後的故事，又引領我們重回古典純粹的深情時光，讓我們讀成語同時也學處世。

 

作者簡介

王立群
山東新泰人，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生導師，「中國《史記》研究會」顧問、「中國《文選》學會」副會長。

身為「百家講壇」史記新詮第一人，他善於以說故事的方式解讀《史記》，讓歷史閱讀更為普及，因而成為「百家講壇」裡，最受觀眾歡迎的講者之一，並與閻崇年、易中天三人被尊稱為「百家講壇」三大頂梁柱。

著有《中國古代山水遊記研究》、《現代（文選）學史》、《（文選）成書研究》等學術著作外，同時出版了《秦始皇：從戰國到一統天下．上》、《秦始皇：從戰國到一統天下．下》、《王立群讀「史記」之漢武帝》、《王立群讀「史記」之項羽》、《王立群讀「史記」之呂后》等書。

 

目錄

序：你永遠都找不到心中「那一個」

一、世界這麼大，還能遇見你
　邂逅相遇：不期而遇的美好
　一見傾心、一見鍾情：愛之幸
　走馬觀花：陡然轉變的幸福

二、待你長髮及腰
　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無瑕的戀情
　金屋藏嬌：美麗的童話
　情竇初開、秋水伊人：初戀不顧一切

三、相約在荒煙蔓草的年代
　桑中之約、桑間濮上：約會的好去處
　花前月下、月約星期：約會可不是秀給別人看的
　待月西廂：一部經典的約會教科書

四、拿什麼送給你，我的愛人
　采蘭贈芍：中國式情人節禮物
　投木報瓊：《詩經》時代的拋繡球
　鈿合金釵：唐玄宗的愛情信物

五、你若不離不棄，我必生死相依
　割臂之盟：私定終身的約定
　山盟海誓、海枯石爛：熱戀時的堅定執著
　之死靡它：遭遇打擊時的觸底反彈

六、土豪、屌絲、文藝青年、高富帥
　以貌取人：誰都喜歡漂亮的，可哪有那麼多漂亮的
　才貌雙全：想得很美，不過也就是想想
　嫌貧愛富：似乎令人厭，其實很現實
　東食西宿：貌似好辦法，實際不可能

七、多情自古傷離別
  黯然銷魂：離別是道不盡的傷
  如膠似漆：相守是分不開的愛
  十里長亭：送別是不想走盡的路
  楊柳依依：折柳是留戀不捨的情

八、從別後、憶相逢
  望穿秋水：相思是綿綿不盡的等待
  人面桃花：生者可以死，死者亦可生
  魚傳尺素：說不完道不盡的思念

九、愛的阻力
   門當戶對：無法選擇的出身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戀中的又一道門檻
   一廂情願：你永遠都不可能感動一個不愛你的人

十、向左走、向右走
   寢食俱廢、茶飯不思：分手的滋味
   始亂終棄：古人分手時一個道貌岸然的藉口
   喜新厭舊：據說有心理依據，但不能成為分手的理由
   一刀兩斷：分了便分了，散了便散了

十一、愛入歧途
  魚傳尺素、上烝下報、帷薄不修：一種混亂的情愛
  人盡可夫：好色之徒眼中的欲罷不能
  好色之徒與紅杏出牆
  魚傳尺素：是是非非爭論不休

十二、中國式姻緣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為主的中國式婚姻
  赤繩繫足、天作之合：中國人的婚姻觀念
  三媒六證：婚姻的鄭重其事

十三、今天我要嫁給你
  吉日良辰：婚禮之時
  桃之夭夭：婚禮之人
  鵲巢鳩占、洞房花燭、結髮夫妻：婚禮之成
  鸞鳳和鳴、白頭偕老：婚姻祝願

十四、婚姻磁場
  琴瑟之好、鶼鰈情深、並蒂芙蓉：我和你纏纏綿綿翩翩飛
  天壤王郎：我的那個他為何是這樣
  相濡以沫、破鏡重圓：愛你就要在一起

十五、白頭偕老並不是很容易的事兒
  分道揚鑣、破鏡分釵、雨斷雲銷：我的世界從此沒了你
  夫唱婦隨：男人才是夫妻關係的主導者
  抓耳搔腮、束手無策、萬般無奈：休你非出我本願

 

作者簡介

凱特‧曼恩（Kate Manne）
　　康乃爾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她於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並曾任哈佛學會的初級研究員，曾為《紐約時報》《波士頓評論》《赫芬頓郵報》《泰晤士報文學增刊》《政客》等各出版品撰寫評論。英國《前景》雜誌近日將她評選為「世界十大思想家」。
著有《不只是厭女：為什麼愈「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愈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厭女的資格：父權體制如何形塑出理所當然的不正義？》。

相關著作：《厭女的資格：父權體制如何形塑出理所當然的不正義？》《不只是厭女：為什麼越「文明」的世界，厭女的力量越強大？拆解當今最精密的父權敘事》

譯者簡介

柯昀青
　　臺大政治系學士、臺大社會學碩士，現職為台灣冤獄平反協會倡議主任、兼職譯者。譯有《多重伴侶下的安全感》《女性主義改變科學了嗎？》《我才不是女性主義者：一部女性主義宣言》《審判數學：在法庭中數字如何被運用及濫用》等書。

本書是黃錦樹近幾年的雜文集結。
可視為黃錦樹對文學、尤其是馬華文學的關懷之作。

馬華文學是一支作品、作者、讀者三重缺席的文學，它的存在本身是反諷的。對我而言，或許只有離開它方能抵達它。為了抵達你必須離開。

全書共分四輯。
輯一，書寫傷逝，向師友前輩告別或致意，都是寫於近年。最後兩篇是關涉這三年來猝然臨身的、醫生說「其實沒有療程」的疾病。

輯二，收錄多篇序文及書評。〈最後的豬籠草〉是為張貴興的《猴杯》寫的簡短解說；〈華馬小說七十年徵求認養〉是為出版小說選而撰寫的向華社募款公告，結果所得為零，因此是一份相當有紀念價值的歷史文獻……幾篇書評是為《聯合文學》雙月書評專欄而寫的，刻意挑選馬華文學作品，是因為比較少人會去討論它們。

輯三，新舊文各居一半。〈立錐無地〉涉及的是種族政治下大馬華社的結構性困境，〈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中文系〉意在反思，以大馬的環境，需要一個國學系、漢學系式的中文系嗎？還是像馬來半島的食物，提供一個混雜式的文化教養，以比較文學為根基，意在強化在地研究和寫作，「傳統中國文學」只保留最必要的部分。〈中國性，或存在的歷史具體性〉可說是「馬華文藝獨特性」的當代表述，一個非革命文學的版本，〈互文性․寫作․與文學教養〉主要談理論常識。

輯四，關涉馬華文學的「沒有論述」，涉及幾場對話。與朱宥勳的紙上對談，催生了本書的書名；與「假文青」的討論催生了注定不會像季風那麼恆久的《季風帶》；而為什麼沒有論述，是個老問題。因為馬華文學是一支作品、作者、讀者三重缺席的文學，它的存在本身是反諷的。或許只有離開它方能抵達它。為了抵達你必須離開。〈致新人〉是個意料之外的收穫，原來學院裡還有一些不錯的研究生繼續在思考馬華文學問題(高嘉謙、張惠思、許德發等功不可沒)，那終歸是個希望的種子。

／

關於書名，幾經考慮，從「沙上的足跡」、「時差的贈禮」到「燒芭餘話」。後來想想，現在的我火氣也大得很，那又怎樣？寫著寫著突然醒悟：如果不是那年大火燒芭，如果不是那場大混戰，我對馬華文學的介入或許不會那麼深遠、持久。換言之，那之後我的所有論述，都可說是「燒芭餘話」。燒芭只是個起點，接下來的工作才重要。總要種一點什麼。不能老是以欠缺「文化資本」來合理化不做為，或玩世不恭，以文為戲，而消耗掉可能寫出佳作的時光。

書名因而重拾回「時差的贈禮」，也就是「給自己們」。至於種籽會不會發芽？天曉得。我曾把我們的寫作教學工作比擬為在水泥地上播種，有裂縫又剛好有水，種籽才可能發芽。那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們自己就是從水泥裂縫中擠出來、傷痕累累的長大的。

——黃錦樹

作者簡介

黃錦樹
黃錦樹，馬來西亞華裔，1967年生。1986年來台求學，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清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
1996年迄今任教於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曾獲多種文學獎。
著有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烏暗暝》、《刻背》、《土與火》、《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魚》、《雨》；
散文集《焚燒》、《火笑了》；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謊言或真理的技藝》、《文與魂與體》、《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等。


相關著作：《烏暗暝》《論嘗試文》《火笑了》《散文類－－新時代「力與美」最佳散文課讀本》《刻背(全新修訂版)》《猶見扶餘》

 

目錄

自序/告別與祝福

輯一，荷盡初冬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歲次乙未，初冬小雪
同鄉會
遺作與遺產
荷盡已無擎雨蓋——一個「盡頭」的故事
在冷藏的年代
老麥和他的流放
木已拱——我們的《百年孤寂》
別一個盗火者
在欉熟
夢與序

輯二，自己的文學自己搞

「自己的文學自己搞」――序張錦忠《時光如此遙遠》
華馬小說七十年徵求認養
辭謝南方學院大學邀請擔任《蕉風》名譽編輯顧問函
不錯與夠好
叔輩的故事
最後的豬籠草
腳影戲，或無頭雞的鳴叫
愛蜜莉之謎
真正的文學的感覺
缺席與在場
政治的，太過政治的
後革命年代的馬共小說
文學的犀鳥之鄉――序梁放小說《臘月斜陽》
回家的路――序陳建榮先生《歲月的回眸》
文學檔案，現代主義，豆糜－－序杜忠全《文字新語》
詩的空間――序林婉文《我和那個叫貓的少年睡過了》
化為石頭，化為文字——讀黃琦旺散文集《褪色》
文學的工作
「我生來不是」――讀馬尼尼為《沒有大路》

輯三，一個微小的心意

牆上貼著的中國字
老輩知識人的傷心之言
　附錄  張景雲〈立錐無地〉
我們的演化
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中文系？
文學課
中國性，或存在的歷史具體性——回應〈窗外的他者〉
互文性，寫作，與文學教養
大背景，小產業，歷史墳場
一個微小的心意――《雨》跋
南方以南――《雨》大陸版序
廣州馬華文學研討會後
甲午歲末小雜感
我的馬華文學
旅行與時差

輯四、時差的贈禮

如何／何發動一場文學論戰？——與朱宥勳對談一
在我們的年代，還有鄉土文學嗎？——與朱宥勳對談二
論述者為甚麼要創作／創作者為甚麼要論述?？－－與朱宥勳對談三
給自己們——-時差的贈禮－－與朱宥勳對談四
關於「真正的馬華文學」――回應葉金輝的商榷（修訂稿）
東馬觀點，西馬觀點――關於「馬華文學」
「評論文字之匱乏」
關於「沒有論述」－－回應林韋地
關於「論述」－－回應林韋地（續）
〈燒芭餘話〉引言
也算流亡？——跋〈異鄉的內在流離者——訪問黃錦樹學長〉
致新人――「異代新聲」研討會後

 

【內容連載】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夥伴」（consociates）是實際相遇的個人，是在日常生活中相會於某地的人。因此，他們不僅共享一個時間團體，也共享一個空間群團—無論它們是多麼短暫和表面。他們至少最低程度地互相「涉足對方的個人生活史」，他們至少暫時地「一塊兒長大」。……只要愛情延續，情人就是夥伴，直到他們分手；或者是朋友，直到他們翻臉。……正是多少具有這類延續性的關係的、為了某種長期目標而走到一起的人，而不是僅有零星或偶然關係的人，構成了這個類別的核心。
 
「同代」（contemporaries）是一個時間群團，而非空間群團：他們生活在（或多或少）同一個歷史時期內，互相之間具有經常是非常淡薄的社會關係，但他們按照慣例互不謀面。……他們是透過互相之間典型行為模式進行符號系統表述的一套普遍假設來聯繫的。……個人所涉及的從情人到偶遇者的夥伴關係系列，就在這裡延伸，直到社會紐帶變為完全的無名、標準化，和可置換狀態。—格爾茲，〈巴厘的人、時間、行為〉
 
前代。後代。……（略）
 
「同時代人的非同時代性」。不同代生活在同一時間，但體驗中的時間是唯一真實的時間，因此他們實際上生活在事實上相當不同的主觀時代中。—曼海姆，〈代問題〉
 
我一九八六年深秋到台灣時，並不知道歷史即將翻過新的一頁，長長的一章戒嚴史將在次年畫下句點。又一年，民國最後的強人「建豐同志」（《北平無戰事》裡沒現過身的領導，蔣經國的字）過世。前此，我們從電視上看到的他，是被糖尿病折磨得浮腫，沉坐在輪椅上的衰老模樣，和那被他派黑道殺手去幹掉的江南在《蔣經國傳》勾勒的陰狠毒辣神祕形象完全不一樣。戒嚴的解除，開放到中國探親，等於公開承認反共復國之夢從此畫下句點。也許從那時開始，民國歷史就進入它自身倒數著的剩餘時間。
 
我們這一世代，身在大馬以公平分配為名、方便馬來權貴橫徵暴歛的新經濟政策的馬哈迪時代，對大馬的認同卻是毋庸置疑的。踩著僑生輸送帶來台的我，在激烈本土化的背景裡，對這預設了中國認同的身分也極不耐煩。那時並不知道，那中國其實是民國，我們因沒有更好的選擇而被捲進他方歷史浪潮的浮漚裡。

那種種看來刺眼的民國標誌，老蔣的銅像、「國父」遺像、看電影前必須起立等待「吾黨所宗」的國歌唱完；得上最無聊的軍訓課，誦讀那從周公孔子始、「蔣公」為句點的噁心厚顏的道統史。其中一個暑假，還得參加大魚大肉的海青會—那是軍事訓練的少爺版、兒戲化的模仿，和作為同世代台灣男生成年禮的兵役是兩回事。因此我其實並不是此間「五年級」的同代人，在場而不在場。
 
僑生，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烙印（stigma）、標記，但有時確也是個污名（戈夫曼，《污名》）—成績墊底的、靠加分進來的、說話怪腔怪調、讀音錯舛、滿紙錯別字、住在樹上的—在台灣本土自我建構的年代，「僑生」再自然不過的，也被劃入敵人的陣營。因此，八○後留台的大馬青年，也努力建構屬於他們的、大馬的本土自我。歷史的閱讀是當務之急的補課，從華人史、東南亞史到歐洲殖民帝國的擴張史，圖景漸漸拼湊起來時，竟然大半輩子過去了；為民國斜陽寫下個人版悼詞的我，已是大馬的異國之人。在此間交疊著差異歷史經驗的「作為過去的未來」的（走向一種更純粹的民族國家的）現實裡，新舊國族認同幽靈的角力，投影在文學的牆上，是殺氣騰騰的皮影戲。
 
僑生這標記卸除後，那標誌著外的印記反而被更其存有論化，成了身分認同本身，一種沒有的有，一種空符號。字輩、年級云云，對我來說也是如此。也很少人會注意到，那兩者之間其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可以自由轉換—對我而言，箇中難免有時差—貨幣的轉換況且有匯差。我也不敢說我的經驗有多大普遍性。但我們這些寫作的留台人（自李永平〔一九四七—二○一八〕以降），和台灣—民國的主流文壇、各個不同的水滸山寨都是疏離的，都是孤鳥，懸浮之島，或孤狼，鮮少應酬，彼此之間也很少往來，泰半「絕對孤獨無情」的「自己的文學自己搞」，好處是可免於一些無聊的江湖摩擦。也因為作品反正沒市場，不會有太多關注，就不必做多餘的努力，不必特別去巴結；不想見的人也可不必見，不得已見著、不得不說上幾句時，也可僅僅談談天氣和交通狀況。

因此，「六字輩」小說家的兩場重要的葬禮，我都無緣參與。影響力巨大，但成就可能被過高評估的邱妙津（一九六九—一九九五）和袁哲生（一九六六—二○○四）年歲略大及略小於我。前者我根本沒見過，後者也只有數面之緣，但他們猶活生生的活在同代人（四—七字輩）的記憶裡，有過一些接觸，甚至曾經是工作上的夥伴，或者有著師生關係，兀自記得他的笑語神情。
 
這世代我比較熟的，也就是個駱以軍。但那也是一九九九年的事了，其時我們都已年逾而立。
 
最近黃崇凱提醒，我在不同的隨筆裡，我似乎都會戮一下長我十歲的張大春，「會讓人以為你很討厭他」。最近回應一位老朋友的質疑，為一位青年朋友辯解時，也舉我一九九八年的論文〈謊言的技術與真理的技藝〉為例，我不是因為張某罵我我才批判他（那時他也不知道我是何許人也），而是他的作品、文論、經常在文學獎決審時的發言，以及那一大批不斷為他的作品歡呼解釋（以所謂的「後現代主義」）的名流學者的論述中共同展現的某種價值趨勢，讓我深不以然（也許就因為我是個局外人）。但台灣「五年級生」多為其弟子門生，深受濡染（或霸凌）。那是個價值層面的爭辯，也涉及小說寫作的一些根本問題。但即便批判了那個名字，那作者—功能兀自發揮著影響（他畢竟調度了許多西方當代文學資源，有其相對的正當性），被敲散、化為液體之後，仍一直向下、向繼起的世代滲透。那是養分，但那養分裡也可能有毒素。每個世代都要清理前代留下來的遺產與債務。世代之間的競爭與愛恨，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清楚的。
 
有一回，五年級某大腕轉述四年級某大咖酒後對某出版界大老之狂言：「滅掉五年級，我們就可繼續吃香喝辣二十年。」我的私訊回覆極簡：「滅掉？我們兩個他就過不去了。」
 
但我們在文學場域裡其實並無權勢。在我，能做的也僅僅是論述而已。
 
年初，大馬的朋友在為花蹤籌辦系列暖身文學活動時，注意到近年在網路上相當活躍的「七年級∕八字輩」的朱宥勳（一九八六—），決定邀他去演講。「在逃詩人」透過臉書和我商量，要找出堪與匹敵的大馬同世代文青與彼座談，清點之後，結論卻相當悲傷：一個也沒有。

「同代沒人有論述能力，評論早就產生斷層了。」他說。年歲比他大一點的呢，也沒有，最終還是七字輩∕六年級的大姊頭黎紫書（一九七一—）親自出馬。
 
那沒有論述（能力）的一代，「只是天真地著力於開創自己的時代」（〈江湖催人老〉，《聯副》，二○一五年十一月四日），當然也各有建樹。然而，為什麼在華社有了幾間自己的大學、有幾個自己的中文系多年以後—在中國留學之路廣開，許多人花盡血汗儲蓄取得博碩士學位歸國之後，文學的論述還是那麼貧瘠？
 
其實，一九三○—一九五○年之間的世代（不乏有「留台」且取得博士學位者），也談不上有什麼論述。左傾的，多搬屍於中國左翼（「搬屍」不是我的惡言，是時人用語，大馬雜文好用惡言毒語）；嘗試借鏡於港台或四○年代中國現代主義，以爭取文學的自律的，已經是空谷足音了。比我們更年輕的世代，也許不會（或無意）記得，在「人民需要文學」的年代，「因為喜歡文學而寫作」是政治不正確，會被用惡毒的話公開批判圍剿的。甚至時至今日，還有人昏庸的召喚昔日的毒草精神（莊華興，〈馬華創作的思想基調〉，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沒有文學論述，可能是因為已經沒有東西需要捍衛；馬華文學已經沒有敵人？文學作品不是自明的，尤其比較複雜的作品，都需要論述的闡發，需要知音之談（真正有眼力的讀者並不多）；那頗有益於教學，及文學記憶的傳承。寫作的人有時也需要「畏友」，在一片阿諛奉承聲中，獻上幾聲言之有物的鴉鳴。提醒自滿的寫作者，那被誤認做太陽的，其實不過是盞稍大的燈，我們其實兀自在暗夜裡摸索著各自的路。
 
倘就馬華文壇（包括留台這塊）而言，沒有文學論述其實是歷史的常態，作品的沉沒、作者的被遺忘（生平資料殘缺），也一直是歷史常態。
 
更悲哀的是，沒有論述可能不是最糟的，惡意的、愚蠢的論述還要更糟。
 
字輩（大馬）、年級（台灣）的世代劃分，當然是極不科學，也不能太當真的。十進位制，始於○終於九，因此七年級頭的黎紫書只比我小四歲，而她只比六年級尾端的鍾怡雯、陳大為小兩歲。倘是在唸小學或中學，這年歲的差距似乎不小；年過四十之後，意義就不是那麼大了。
 
越過了那條年歲的換日線，人生就走入秋日午後的下半場了。
 
二○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歲次乙未，初冬小雪

初冬，節氣在小雪之前的十一月中旬，我給昔年台大中文系的老師林麗真先生寄了本甫出版的隨筆集《火笑了》。附了短箋，說明贈書緣由—將近三十年前，修習林老師的大一國文時，曾寫了篇作文〈我要蹺課〉。用時下的俗語來說，是篇「靠北文」，但也是個行動宣言，我真的蹺課去了。年歲漸長、我自己也當了多年中文系的老師後，心裡不免有愧，贈書是為了致歉，感念林老師當年的寬容，《火笑了》也許比我寫過的任何書都適合這樣的目的。幾天後，收到林老師的簡短覆函，客氣的問，哪天她南下日月潭，是不是約個時間喝茶。在我寫著一樣簡短的回函時，突然就接獲周鳳五老師過世的消息。
 
當年，林老師的課其實上得很認真。一九八六年底，機械系的朋友（同年進入台大的高中同班同學）通報說，他們的大一國文老師口才一流，班上那些對古文一點都不感興趣的同學，都聽得津津有味。我去旁聽了一回之後，就決定蹺課去旁聽了。和所有「非好學生」類似，上課的具體內容都不記得了，只記得一些課餘零碎的邊角。周老師其實早就在實施當下流行的「翻轉教學了」—他常讓那些唸工科的大孩子上台憑各自準備的材料講解選文的注釋、做白話翻譯，並嘗試講解，他在一旁隨時評議修正；若干戲劇場面，更要求一組組學生輪流上台表演，讓他們進到那古代的情境裡。他是導演，且負責旁白，而又擅長以幽默風趣的口吻不慌不忙的講著遠古時代的故事，因此學生臉上常帶笑容，課堂時聞笑聲。
 
他總是髮黑如墨、西裝筆挺的提前到課堂，到同學的座位旁閒聊一會，關心一下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等鐘響了、人差不多到齊了，再走到講台前，翻開書，清一清喉嚨，正式上課。
 
我因高中後期大量閱讀李敖的著作，累積了不少困惑，大學時逮到機會就拿來問老師（連軍訓課的教官都不放過），有一次甚至帶了本購自舊書攤、封面有洋裸女的《千秋評論》的「王國維之死」專號。周老師對這問題發表了簡短的看法（具體內容我也不記得了，應是認同殉清—畏懼北伐說），但強調李所作所為「不足為訓」。我記得他還談到一個私人的細節，說台大男十一舍○○室在民國□□年（數字我忘了）有一個後來很有名的人搬走，他隨即搬了進去。

那個名人就是李敖。說完後，他笑笑的補充說，李敖很聰明，「智商和我差不多。」（多年以後，呂正惠教授側面印證了他的自我評估，呂說周和龔是他見過的台灣中文系兩個最聰明的人。）
 
那時我且白目的問了周老師的專長領域，他嚴肅的逐一曲著沾了粉筆灰的手指數給我聽他開過的課，古典領域，從尚書、楚辭一直往下數，手指似乎勉強夠用。那時我且不知他書、畫俱佳。
 
我高中時是理科生，統考（大馬獨中版的聯考）成績最好的科目也都是理科，依正常順序應是唸理工，但我可以預料那會是怎樣的人生，因此進大學時就避開工而拐進農。唸了幾個月，發現那不是我要的，也許受胡亂讀到的雜書影響，對台大的文科也沒多少好感。徬徨著人生不知要往何處走的我，次年會轉入中文系—那其實是個沒有選擇的選擇—和那大半年的旁聽脫離不了干係。
 
轉入後發現，少壯派老師如柯慶明、林麗真、葉國良、何寄澎、方瑜諸先生都是周老師前後期的同學。但中文系是個冰涼的水潭，我很快就領略到了；完全沒有古典教養背景的我，必修課很少是有興趣的，也很快知道那條路我走不了，況且我有自己的當代要回應（其時只是朦朧的感覺到），但轉系後就沒有退路了。
 
大三時旁聽周老師的文字學課（大二已修過龍宇純老師的，他退休後換人接手），可能是周老師第一次開那系上必修大課，予人一種全力以赴的莊重感，我的收穫也最多，影響一直到碩士論文（詳我碩論的序，〈讀中文系的人〉，收入《火笑了》）。又一年，選修敦煌學，讀了好些篇敦煌俗文學（〈燕子賦〉之類的俗賦），收穫不大。那年他借調中正、創中文所，我被慫恿去報考，還好沒考上。
 
敦煌學課的某次休息時間，我看到他靠著走廊的窗，對著中庭枝繁葉茂的老樹和初夏的風，輕輕哼唱一支彼時流行的歌〈隨風而逝〉，唱得相當投入。回應我好奇的目光，他淡淡的提及，一位女性朋友（同學或學妹？）罹癌早逝。聽話中意思，似乎不是一般朋友。那時，我突然問他「老師今年幾歲」，「四十二」，他說。他過世後，從訃聞中得知他一九四七年生，大我足足二十歲。那年就是一九八九年了，我二十二歲。正默默思考馬華文學的困境，反思自己的華人身分，學習寫小說，寫了稚嫩而絕望的〈大卷宗〉，非常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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