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觀

 

 

　　最近見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著名藏書家彭令先生整理的《浮生六記》的新增補本。本書增補的關於《浮生六記》的一個條目、在小說史上具有重要的價值。另外還新增了《冊封琉球國記略》，被眾多學者認定為是已經失傳的《海國記》。這自然讓人聯想起兩位國學大師王國維、陳寅恪的話。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謂「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逐列舉殷墟甲骨文字，敦煌簡牘等「二三十年發見之材料並學者研究之成果」。陳寅恪又專就敦煌發見的材料立說，以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究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陳寅恪總結王國維的學術成就與治學方法，即將「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遺文互相釋證」列為首位。兩位學者都主張發掘新材料，運用於研究中去，就能在各自領域作出新的開拓。

 

　　二十世紀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我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進展，都與新發現材料密切相關。我作為唐代文學研究者，即深感唐代作家事跡研討與唐代科舉登第探索之所以能有很大的成就，即因與近二三十年以來碑傳墓誌發現有關。正因此，這篇書評的文題才將《浮生六記》新增本的整理與出版，比擬為一種新的「敦煌學」，認為應該予以充分、如實的評價，以引起全社會的注意。

 

　　這次新增補本其文化學術意義是值得研索的，它一方面輯補佚文，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林語堂寄望能獲得「全文」的「福分」，另一方面可以獲見著者沈復的文化交流。此次的《海國記》，抄錄者錢泳與沈復，嘉慶五年（一八○○）以後，都住在蘇州，可視為同鄉。錢泳為嘉慶、道光時著名書法家，又能詩善學，著作多種。又有作詩送行《送沈三白隨齊太史奉使琉球》，作者李佳言。嘉慶十二年與沈復同赴北京，翌年又薦其出使之石韞玉。這些都可進一步考索沈復的文化交流及清中晚期江南揚、蘇的地域文化。同時更可就所增補的《海國記》，讓我們今天讀者能更具體瞭解當時玩球地區的風俗民情，以及釣魚島等的地理環境，是當時其他書中不易見到的。原始材料，頗有歷史價值。

 

傅璇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