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曦娜報導，〈他們與新加坡的文學緣——新華文學的移民文學〉，《聯合早報》 副刊〈現在〉，2021年11月29日。

（繁體全文，轉換自《聯合早報》電子版：https://www.zaobao.com.sg/lifestyle/feature/story20211129-1218042）

20多年來，隨著越來越多新移民群體的到來，本地新移民華文文學也漸漸形成，為新華文學注入新血。記者訪問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五位新移民作家，聆聽他們為何在移居地寫作，書寫了怎麼樣的文學作品，對新華寫作環境又有怎樣的看法？

　　自1990年代末，一直到踏入新世紀的這20多年來，隨著越來越多新移民群體的到來，本地新移民華文文學也在不知不覺間漸漸形成，為新華文學注入新血，並隨著時代變遷而不斷發展，逐步形成文學新景觀。

　　在某種意義上說，新移民文學的出現，具有歷史、文化等方面的意義。究竟本地新移民華文作家是怎樣一群人？他們為何在移居地寫作？書寫了怎麼樣的文學作品？本地移民文學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學？

繼續多年前的筆耕

　　一般而言，本地新移民華文作家大多來自馬來西亞、中國大陸，少數來自香港、台灣，他們之中，有的在移居新加坡之前已開始在家鄉寫作，有些到了本地才因為各自的原因愛上文學創作。

　　剛出版了散文集《有時，我們遠行》的蔡欣洵來自馬來西亞吉打州，1992年移居新加坡，目前是淡馬錫理工學院高級講師。蔡欣洵寫散文也寫詩，剛在今年5月獲得第四屆方修文學獎詩歌組優秀獎，作品也曾入圍第五屆週夢蝶詩獎決審。

　　移居新加坡之前，蔡欣洵其實已筆耕多年。蔡欣洵說：「我很小就開始寫作。那時主要是參加大大小小的作文比賽，也在當時的《南洋商報》副刊投稿。後來18歲離家，之後移居新加坡工作，才開始比較認真的寫作。」

　　目前在周星衢基金擔任高級編輯的郭詩玲，自新山寬柔中學畢業後就到南洋理工大學中文係就讀，畢業後在本地工作。郭詩玲自2014年起在新加坡陸續出版了七部詩集：《我走在我之上》、《穿著防彈衣的我們怎麼擁抱》、《當你靈感塞車》、《得不到你時得到你》、《肉與肉的相遇》、《緻美好的灰色》及《說好不攪拌》，編繪一部主題書《寫作的理由》。

　　郭詩玲自承在馬來西亞18年的成長期，主要是語言文字的學習與積累，為日後寫作奠定了基礎。她說：「我到了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眼界大開，被來自世界各地、學術背景多元的教授們的博學與洞識感染，從而愛上閱讀，汲取各類養分。踏入社會和求學生活截然不同，便萌起以文字記事抒情的念頭，開始寫些散文，投稿到新加坡《聯合早報》、馬來西亞《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等，後來詩寫得多一些，便想結集出版。」

移民新加坡才開始寫作

　　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的周昭亮醫生，在2006年底移居新加坡，目前為樟宜綜合醫院老人科顧問醫生。周昭亮醫生今年剛出版第一本詩集《萬有醫始》。

　　周昭亮醫生坦言，自己是移居新加坡後才開始寫作。他與文學的緣分，來自2015年6月，當他遇上新文潮文學社在面簿上舉辦的「一首詩的時間」寫詩活動。他說：「就這樣糊里糊塗地跟一班詩人在網上寫詩，參考各人的創作，竟然也愈寫愈像樣。就這樣，我跟其他詩人和新文潮出版社的成員，由虛擬世界走到現實世界成為朋友。慢慢地開始了一個寫詩的旅程。」

　　由於周昭亮37歲才開始寫作，在新加坡和香港行醫也超過十年，人生經驗十分豐富。他因此說：「沉澱了這麼久，寫詩剛好提供一個過程去整理和反思過去的自身經歷和聽到的別人的故事。這些都促使我想寫作，也希望透過這個有形的現代詩文學文本，跟讀者建構一個可以溝通、經驗和交流的無形空間。」

　　周昭亮說得謙虛：「過去我是不讀現代詩也不知它是什麼，更不知道新加坡有這麼多優秀的華文作家。但在香港受教育，看華文書是非常自然的事，廣東話更是香港人的第一語言，所以當我寫詩的時候，心裡的聲音是廣東話，如果讀者懂廣東話，建議用它來朗讀我的作品。」

　　2009年金筆獎短篇小說首獎得主李青松來自中國大陸，作品包括長篇小說《槍手的故事》及短篇小說集《書稿》。李青鬆的第二部長篇小說約24萬字已完稿，第三部長篇小說第一稿亦已接近尾聲。李青松也是移居新加坡後才開始寫作，他說：「我1996年獲得新加坡教育部獎學金來南洋理工大學讀工程系，對文學也不感興趣。促使我開始寫作的原因主要是朋友的影響，另外是自己內心的轉變。」

　　2002年李青松大學畢業後任職建築工地工程師，當時本地建築業還未從1997年金融危機後的低迷中走出來，作為主承包商僱傭的工地工程師，李青松每週須做足6天，每天早出晚歸，生活十分勞碌。他說：「那段時期我在勞累與迷惘的情緒中度過，找不到屬於自己的時間，也找不到生活的意義。也就在那段時間，我如飢似渴地閱讀了大量小說。在文學的世界中突然領悟到痛苦並非唯我一人，偉大的小說家早已以藝術的方式將人生種種痛苦的根源展示了出來。文學的魅力折服了我，讓我的心裡漸漸萌生了寫小說的念頭。」

　　李青鬆後來辭掉工程師職務，嘗試過電話促銷員、補習老師、兒童教材促銷員、保險員等工作，希望找到一份既能讓自己生存，又能有點自由時間進行創作的工作，但都無法如願。直到2007年，他當起了小學華文老師，才有了時間寫作。

　　來自中國大陸的孫寬今年剛獲得方修文學獎散文組特優獎，出版了散文集《遇見都是初戀》、詩集《雙城戀》，即將出版日記體隨筆集《荒月之城》。孫寬說，她的第二本詩集在籌劃中，新詩集更像一本「新加坡志」，創作於疫情肆虐的這兩年。

　　孫寬在中國完成專科及本科教育，她說：「在大學期間有過不少詩歌創作，有一些作品發表。大學畢業後就忙於工作，主要以英文為媒體工作，處於一種疲於奔命的狀態。除完成碩士課程的必要閱讀外，幾乎與華文閱讀、寫作毫無關聯。」

　　孫寬坦言自己真正重拾華文寫作與治療抑鬱症有關。她並於2018年開始投入更多時間、精力，從學習詩歌開始，進入純文學寫作訓練。與此同時，她也「開始參與本地文學活動，了解本土文學的一些特點，朝純文學創作方向努力。」

取材各有所好

　　在取材方面，本地新移民作家各有偏愛的創作題材，他們關注的主題與寫作方式也不盡相同。

　　李青松說：「我的作品從現實、魔幻到歷史、寓言等都嘗試過。《書稿》寫的是《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在一場夢中獲得了藝術創作傳承的故事。《槍手的故事》寫的則是一群代人寫論文的『槍手』，出於惡作劇的目的有計劃地在論文中造假，卻在無意中改變整個世界的故事。而剛剛完稿的這部長篇小說則是古代與現代兩條故事線，兩個不同時代中的人物，在黃金半島（即馬來半島）上受困、遊歷與探險的故事。」

　　李青松說：「我的作品取材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直接經驗，即自己的經歷，以及身邊的人與事；另一個則是間接經驗，從不同文本中尋找題材，如新聞、神話、寓言故事、短篇小說等。」

　　周昭亮醫生認為自己的作品有幾個面向：在城市生活的日常，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和病患的經歷、感受。他說：「我曾經在新加坡、香港、愛丁堡生活，很自然地我會比較和思考不同城市的特點，也會分析當地人民不同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在醫院工作中，我聽到很多老人家和他們的家人之間的歷史和相處方式，當中的甜酸苦辣確切而動人，而且非常人性化，加上我自己對這些敘述的觀察面向，就成為寫作的主要素材。」

　　在周昭亮看來，「透過直觀平凡與日常，一些實在的事物，去書寫思考抽象的觀點；詩就成了一個非常適合的文體：利用具體事物作為意象和隱喻，到達一個還不能踏足的境地。」

　　孫寬將《遇見都是初戀》視為「對自己人生的簡述，也是向讀者做自我介紹；詩集《雙城戀》則寫了京城北京和獅城新加坡。

　　孫寬說：「這本詩集也把我的人生聯繫起來，在幾十年的往復中，我與自己、他人、世界萬物，甚至宇宙星際之間的聯繫。同時，也是任何兩種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繫，比如說新加坡與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宇宙萬物之間的微妙的內在關聯，或他們自成體系的某種意義。更確切地說，‘雙城戀’是新加坡本土多元文化與任何他者之間的密切關聯鏈，是心連著心，我、故土與本土；多元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現在、過去與未來。」

　　她說：「即將出版的《荒月之城》則取材新加坡的疫情生活、本地新聞報導、我的個人閱讀等。」

　　蔡欣洵堅持寫作源自生活。她說：「我覺得，創作，不管是詩、散文、還是小說，必得始於生活。假如一個寫作人沒有深入認真地用心的生活，那麼他的創作是貧瘠的。我的家鄉吉打州舉目都是稻田。我和我的同學最驕傲的就是我們的中學佇立在稻田之中，每天要經過一條兩旁有棕櫚樹夾道的路才進入校園。翻土的季節，有臭臭的泥土的味道。小地方的人情味濃厚，去拜訪人家不必約時間，沒有人會怪你打擾。假期都找同學玩，去河邊摘蕹菜養家裡的烏龜。或者就是這樣比較隨意的、自然的成長環境，影響了我寫作的方向和風格。這些生活片段也成了後來寫作的題材。」

　　郭詩玲對自己的作品做瞭如此剖析：「我的作品多是生活隨感，與內心的對話；新加坡、馬來西亞，或宇宙間其他地方的人事物，上心的都會上心，噴湧不止的就會將之落於紙上。」

對新華寫作環境的看法

　　不能否認的是，新加坡整體華文水平今不如昔，但五位新移民作家說到本地華文寫作的環境與條件，卻也各有客觀看法，並非完全否定或肯定。

　　郭詩玲說：「就閱讀環境而言，可以很方便地從書店或圖書館讀到各地作品，也常有海內外作家的講座，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機構，都積極推動。至於寫作方面，就是比較個人的行為，關乎的是心境，儘管華文讀者不多，還是不乏有心人，持續寫作，彼此鼓勵。至於未來文學新苗方面，我到新加坡一些中學擔任華文創意寫作課導師或辦講座時，可以看出一些學生對寫作滿懷熱情，目光炙熱，交上來的作品也極具巧思。」

　　在蔡欣洵看來，在新加坡寫作，有許多機會和平台，硬件設施也齊全。 「有那麼多機會去接觸世界殿堂級的藝術文化，如文學方面有余光中、鄭愁予等等，我看了馬友友、傅聰、郎朗、卡雷拉斯，看了梵高、迪卡斯……對我來說，以前都是遙不可及的。這許多的平台開拓了視野，豐富了生活，自然也成了我書寫的養分。在一個高效、東西文化相互接軌，卻也相互衝擊的地方，要平衡文學與經濟，要保持淳樸的書寫初心，實在不容易。但假如在這些條件和環境下我們不能培養對文學創作有熱誠的新一代，就很可惜。」

　　她說：「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或者是寫作的斷層，年輕一代沒有時間閱讀，學校裡接觸的文學作品不多等等，而這些恰恰是培養寫作的很重要的養分。」

　　在李青松看來，「本地的華文創作環境既有危機，也有機遇，有著很大的潛力可挖。」

　　他說：「相比於中港台，本地的寫作環境並不理想。這種不理想體現在整體的文化與藝術發展上。由於本地人口基數少，格局自然就小，而且工作的語言與媒介又以英文為主，在這樣的大環境下，近年來經常使用華文閱讀與書寫的人日漸減少，華文文化市場已不復當年的繁盛，文學書籍、刊物與雜誌的水準與影響力也隨著下降。這些因素都在影響著華文寫作，如今在本地堅持寫作的人多是出於興趣與愛好，很難想像本地在上個世紀曾出現過靠賣文投稿便能養活自己的寫作者。本地文學創作的市場與格局的規模小是事實，可如果能從小的局限中跳出來，用新的目光來看待與思考新加坡這方土地，就會是一個形成新的格局與視野的機遇。」

　　孫寬則認為，本地「華文的閱讀資源還可以更深更廣更具有文學性，比如關於文學、寫作方面的著作，新加坡各大圖書館都相對較少」，本地也「缺乏文學方面的系統專業訓練課程和高素質持續循環的學習機會。」

　　孫寬也認為，「本地權威媒體對新人的接納與包容還可以加大力度，對文學作品題材、創作方法、表現形式等方面的創新，應該有一定的接納彈性與包容度。」她也提出，本地華文學作環境「缺少嚴肅的純文學的文學批評，寫作新人需要鼓勵，但更需要建設性的批評。」

　　孫寬提出的其他兩點是：本地缺乏純文學經典作品或高水平的作品賞析研討活動。另外，她說：「希望看到有更多新作者獎項的比賽，讓寫作新人有機會參與創作課程或比賽。希望政府、民間、學院、媒體聯合起來，加大力度支持新人的文學創作。」

　　周昭亮醫生坦言：「15年前，我剛來新加坡時，不太知道本地華文寫作的環境，或許大書店很少把本地創作放在當眼處。認識本地華文作家之後，我發覺新加坡現在和從前有很多優秀的作家，不論是詩人、散文家和小說家。作為一個國際性亞洲國家，這裡有來自不同地方的華文作家，就像我來自香港，也在這裡定居很久了。這種城市、歷史、思維和習慣的衝擊，實在是孕育文學的好空間。」　　

　　在周昭亮看來，「過去幾年，寫作有復興之勢，尤其是詩人湧現。」